德国之声：您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以“威权政体的韧性”来描述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模式。在您看来，过去10年习近平改变了中共治理模式中的哪些方面向？

黎安友：在那篇文章中，我强调中共维持其政权稳定最重要的一个要素，便是领导人继承的制度化。当时我认为，若他们有一个有序的继任机制，每个领导人都服务两届，并提前指定一个继任者，让继任者以有序的方式上任，这将消除权力斗争的风险。

但现在习近平即将获得第三个任期，这破坏了过往的继任制度。我想像在一个特定情境中，他可以保持中共政权的稳定，那就是他在第三、第四或第五个任期结束后下台，而他若随后指定一个继任者，并让这个决定得到其他权力持有者的支持，也许中共可以透过有序的方式完成权力交接。

如果他在接下来任何一个时间点发生一些不可预测的事情，如健康危机或他的某种能力下降，我认为中共内部便可能出现不规则的继承，这将是一场权力斗争。现在习近平掌握这么多的权力，我不确定他指定的继任者是否有足够的权力来真正维持中共的体系。

我在那篇文章中谈到的另一个要点是让公众有表达意见的渠道，这当然也包含提供反馈的渠道。但习近平现在收紧对中国的控制，这使公民社会几乎消失。虽然人们仍然可以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一些不满，但如果他们表达的程度过了头，他们会可能面臨被逮捕或帐户被关闭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另一个风险是，中共最高领导层很难了解公众真正的想法。

从其他方面来看，你也可以说习近平把中共的体系制度化，而这使中共作为一个组织看似更为强大，因为他把反腐与施行党的纪律变成一种制度。但这个发展确实与我在2003年的文章中所描绘的情势不同。

德国之声：当这么多权力都集中在习近平身上时，很多预测似乎表明，习近平在选择中共领导阶层人选时，将优先考虑他信任的人，而不是那些在治理中国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的官员。这种权力的集中和著重在忠诚度的情况是否会暴露中国党国体制的一些脆弱性？

黎安友：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学者史宗瀚在他即将出版一本新书《软弱联盟—从毛泽东谋略到习近平崛起看中国的精英政治》当中提到一个理论，那就是独裁者有时会通过任命权力基础薄弱的人出任要职来确保自己免受挑战。看来习近平确实依照这个模式决策。他身边效忠于他的人并没有独立的权力基础，所以他们无法挑战他。

但这并不意味著他们不聪明。我认为这些人是相当有能力的。虽然他们对习近平忠心耿耿，但他们也有很多政府经验，而且很多人是通过中共体制上来的。我认为年轻一代的中共领导人，受过相当多的教育，而管理各省的官员也都非常聪明。他们并非全都忠诚于习近平，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仍在努力促进那些有能力的人在竞争中可以崛起。我想目前中共内部的情况，是一个混合的状态。

我认为这个现像削弱了中共的党政系统。习近平身边有很多忠诚的人，这大概是他防止权力斗争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认为会出现权力斗争，我无法确定现在的中共高层领导中，有谁会发动政变。在某种程度上，习近平让自己处于一个安全的情势中。

德国之声：中共党媒《求是》近日发表习近平的一篇文章，当中再次强调“伟大斗争”。您认为该共产党在二十大召开之前发表这篇文章的用意为何？

黎安友：我认为这听起来像是习近平对共产党和政府官员发出的信号，那就是他们应该紧紧围绕习近平路线，完全按照习近平说的做，因为这是唯一正确的事情。他可能希望藉此呼吁中共官员不要批评习近平思想，也不要偏离该思想，或尝试自己的实验。他或许也希望藉此警告共产党官员不要梦想挑战最高领导人，并呼吁中共官员坚持在一起，要有纪律。

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近日也对包含傅振华在内的数名高官进行严格审判，我们可以把这解释为习近平警告中共官员不要挑战他，或是他担心的事，但这与我之前的论点相悖。此举或许表明，习近平可能被潜在敌人包围，他试图在发现他们时，将他们全部铲除。

这也是有道理的。有些人倾向于质疑中共的“清零政策”以及中国经济放缓的问题，而从外部来看，我们批评习近平的台湾政策、中国在钓鱼台和南海周围的行为、以及北京透过狼性外交在外部世界制造敌人。但我不知道中国国内有多少人心中有类似这样的批评。

相反地，他们将战狼外交视为中国受到其他国家不公平对待后的反制。我不认为习近平因此在中国国内得到了很多批评，但就我所知，中国人民和中共中下层干部，对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有很多抱怨和不满。习近平可能在发出一个信号，即所有人都应该“闭嘴”，并按照他说的去做。

我不认为这显示习近平害怕中国发生政变，但我认为这反映了他似乎是一个控制狂。他希望一切都在控制之下，习近平似乎是那种有强迫症的人。

德国之声：您谈到了习近平在世界不同地区展现出来的野心。当我们看到世界上正出现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对抗的趋势时，中国的野心和信心对国际秩序有什么影响？

黎安友：从中国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中国无意伤害任何人，而中国在世界各地投资的资金对所有国家都有利。中国有一个自己的主权体系，其他国家可能不喜欢这个体系，但这是中国的体系。这也是为何他们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只是为了我们的合法利益，我们不明白为何美国、欧洲和日本不喜欢我们。我们是受害者。” 

此外，中国政策制定者可能也认为，中国想要一个“民主的国际体系”，且在该体系中，包含中国在内的每个国家都该有发言权，而且这个体系不该是由美国和它的盟友主导的。中国认为自己的立场是合理的。

我认为从外部来看，目前有三个因素正在运作。一个是这一切仅是一个变化，但在涉及到重要事情时，没有人喜欢变化。第二件事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中国想要什么。我刚才描述的是他们声称他们想要什么，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真正想要什么，因为中国的战略思维不是很透明。就我们所知，在他们的战略思维中，他们感到被敌对势力围困，这意味著他们把我们视为敌人。

第三件事是中国的外交风格，而战狼外交就是一个例子。这反映了他们的怨恨，他们觉得“你们对我不公平”，所以他们想藉机发泄。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种举动是非常具有侵略性和不适当的，甚至是有威胁性的。

我认为中国的崛起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击。中国的邻国中，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喜欢或信任中国。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认为他们在世界上的合法地位确实受到了其他国家的抵制。这算是一个悲剧性的发展，因为若中国释出善意，其他国家会欢迎他们。但他们对自己应得的东西被剥夺感到非常愤怒，所以他们对其他国家并不怎么友善，这也使情况变得更糟。

德国之声：您在2003年的文章中提到的另一个中共治理模式的特点是，继承权的制度化为其党国体系带来稳定。但现在，习近平废除了这一传统，同时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从长远来看，这是否会给中国的党国体系带来任何不确定性或潜在的不稳定？

黎安友：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期望中国民众在某个时间点发动反抗或起义。但我认为，中国政府拥有这么多的工具，包括宣传系统、警察、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监控，他们对每个人都进行如此严密的监控。所以除非每个人都同时起身反抗，否则现在在中国发起反抗是非常危险的。

我不认为中国已到了每个人都准备发起反抗的时刻。虽然中国经济放缓，但仍有许多人面臨长时间的封城隔离。被隔离的人或许会抱怨并指责当地政府，但当的封城结束时，他们可能非常高兴，也会忘了当初的不满。

而虽然中国经济放缓，但它仍然有在增长。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中国人成为中产阶级，他们对此感到相当高兴，他们认为这个结果与中共的党国体系有关，而他们不希望事情陷入混乱。通常，人民会在看到一个政权的弱点时发起反抗，例如当年在俄罗斯、东欧或中国天安门学运时的情况。目前中国内部对政权的不满并未到达这个程度，人们也没看到中共政权的任何弱点。

德国之声：在您看来，习近平若获得第三任期，他可能的执政重点为何？

黎安友：有些人说他会在未来五年内尝试入侵台湾，但我不这么认为。他是否会改变他的防疫政策？我认为他不会。他有点拘泥于这个政策。他是否会改变他的经济模式？中国的经济模式在不断发展，我不认为他将放开私营企业或人民币国际化，或对经济战略做一些巨大的改变。

中国“一带一路”的进度似乎确实在放缓，因为北京已投入了大量资金，但许多项目并没有开始获益或产生政治影响。习近平在乌克兰的战争中也面臨新的情况。我认为，只要俄罗斯仍由普京掌权，即使普京作为盟友的价值已经降低，他仍然是中国在试图对抗美国影响方面最有价值的盟友，所以习近平不会放弃普京，但习近平也不打算帮他。

我并未看到中国的国内政策或外交政策有什么大的变化。我认为习近平基本上是在继续执行任务，也就是中国梦，这就是他所要做的。其中一个潜在的国际风险是台湾。我认为，美国、中国或台湾都不希望发生战争，但随著中国增加在台湾周围的军事行动，美国也提高其军事巡逻，这增加了意外发生的风险。这是目前中国面臨最主要的国际风险。

中国面臨著很多长期风险，如水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就习近平的政权和对权力的掌控而言，你永远无法排除通货膨胀、经济崩溃或失业的风险。然而，之前中国经历如四川地震或新冠疫情等重大事件时，我们总会观望中共领导层是否被迫放弃政权。然而，他们一直挺过这些风险。

我相信习近平的政权够强大，也能够挺过我想像中，中国可能面臨的任何一种内部风险。即便习近平某日下台了，我也不认为目前国际社会面臨的中国问题会因此被解决。

黎安友（Andrew Nathan）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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