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您认为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的北京之行可能会是另一个让中澳关系回温的一个契机吗？

贝姆：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个月在G20的会晤是一次重要而快速的会晤。虽然会议只进行了31分钟，但两人能够从最高层重新关注中澳关系。这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习近平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所以中国其他处理与澳大利亚关系的人都会听从他的指示。

两人在G20的会议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同时也发出一个信号。而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本週要在北京出席的其中一场活动是为了纪念中澳建交50週年，这也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象征性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它表明澳大利亚和中国重新开始经营正常、成熟、有管理和校准的外交关系。

我不认为我们会看到任何重大声明，我也不认为中国会宣布结束对澳大利亚进口产品的制裁。我认为接下来一两个月内，这些争端会逐渐被放松，而这是出于直接外交的结果，而非中国或澳大利亚作出让步。我认为澳大利亚与中国会适应亚洲新的战略现实，所以虽然黄英贤出访中国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但我们不该对其进行过多解读。

德国之声：从澳大利亚的角度来看，阿尔巴尼斯政府处理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方法与莫里森政府的方法有哪些根本性的区别？

贝姆：这两个政府的处理方式有一些重大区别。首先，阿尔巴尼斯政府没有把与中国的关系作为澳大利亚国内政治辩论的一个要素。莫里森政府倾向于做的是，利用国际关系来发挥其国内话语权，试图藉此表明其是一个强大的政府。

两者的区别是，阿尔巴尼斯政府想证明它是一个成熟且有能力的政府，而它愿意以专业和外交的方式来管理与中国的关系。第二个区别是，上届政府更倾向于使用对外宣扬的方式，对双边关系的各个方面做出非常强烈的公开声明。

阿尔巴尼亚政府完全理解在香港和中国的人权问题上，中国与澳大利亚存在分歧。但它并不试图用大量戏剧性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相反地，他们更愿意私下悄悄地提出这些观点，并继续处理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德国之声：目前两位澳大利亚公民成蕾和杨恒均仍然被拘留在中国。你认为黄英贤这次出访中国，能为这两个案件取得外交突破吗？

贝姆：我认为这些案件有可能取得外交突破，而且我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将以安静的外交方式来完成。我不指望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週二与王毅会谈后对外表示：“一切都解决了，他们都被放出来了。”

我认为会发生的是，在接下来的短时间内，领事访问的频率跟方式会产生变化。我认为两国政府也会讨论，如何使这两人中的一个或两个人，获得自由并被遣返回澳大利亚。两国政府之间将针对这些案件进行缓慢而谨慎的讨论，双方不会有大量的宣传。这将是一个安静和成熟的外交案例。

德国之声：自上台以来，阿尔巴尼斯政府试图采取务实的方法来恢复与中国的关系，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与太平洋地区的盟友接触，而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野心，也在澳大利亚引起一些担忧。您认为阿尔巴尼斯政府会如何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并与确保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贝姆：澳大利亚与黄英贤会关注澳大利亚本身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而这些利益围绕著和平、繁荣、人类安全与太平洋岛国跟澳大利亚的互动。他们不会专注于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野心。

澳大利亚将与太平洋岛国讨论如何促进双边合作，如何让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岛国的利益吻合，如何让太平洋岛国建立自己的经济，如何让他们透过移工计画进入澳大利亚经济，或如何让太平洋岛国更容易获得商品，以及享受澳大利亚的其他服务。

澳大利亚将不再从与中国竞争的角度，来处理与太平洋地区的关系，而是从澳大利亚的利益与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利益吻合的角度，来处理与太平洋地区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变得不重要了。

中国仍然是澳大利亚关注的问题，但它并不是开展外交的主导因素。我认为，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外交中的主导因素，是确认双边关系中，澳大利亚的利益与太平洋和东南亚国家的利益有吻合之处。这种作法不是通过更多的竞争结构，而是通过与这些地区国家合作的结构去执行。这是一个框架和目的上非常重要的区别。

贝姆（Allan Behm）是澳大利亚研究所国际安全与安全事务项目主任，也是黄英贤的前资深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