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台湾8日确认有另一起由Delta变种病毒所引发的本土群聚感染。您认为这个传染力更强的变种病毒会为台湾的防疫政策带来哪些主要的挑战? 

纪骏辉：从技术面来看，台湾4月下旬到5丶6月的本土疫情带来的挑战是，当时造成本土疫情的是Alpha变种病毒，也是台湾境内第一次有大规模的新冠变种病毒传播。当时台湾有些措手不及，因为Alpha变种病毒的传染力已经比最原始的新冠病毒高出50%，所以台湾一时无法应付更强的传播速度。

同时，台湾人当时也存有侥幸的心态，因为在那之前，台湾经历过4次本土疫情危机，但台湾都安然度过，所以当时有部分人也认为台湾能跟过往一样，在短时间内防止疫情扩散，但结果却很不一样。

在上一波疫情控制住后，台湾现在面对传染力又更强的Delta变种病毒带来的威胁，所以台湾需要采取的疫调与检疫隔离政策都需要比5月所采取的政策还更严谨。必要的时候，可能台湾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会需要介入，而不是只被动的等各县市进行疫调。

在今年5月与6月本土疫情爆发时，台湾有遇到台北市或新北市防疫步骤稍慢的情况，那因为Delta变种病毒的传染力比Alpha变种病毒还高出至少50%，所以台湾的防疫速度千万慢不得。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Delta在全球多国都散播的很快，所以可见这个变种病毒的传染力有多高。我之前也提过，台湾过去对新冠病毒透过气溶胶的方式传播比较忽视，台湾的防疫策略都比较着重在飞沫传染。然而，飞沫传染与气溶胶传播的方式非常不同，现在已经有更多证据支持无论哪种变种病毒，所有新冠病毒传播的最主要途径是气溶胶传播，而非飞沫传播。

我不确定台湾是否已改变其防疫政策的重心，因为我看台湾的卫生官员仍比较强调飞沫传染。例如说现在在餐厅内用，台湾仍主要仰赖塑胶隔板，而虽然隔板对飞沫传染防治有效，但对气溶胶传染防治不但无效，甚至还恶化。近期一篇发表于“科学”(Science) 期刊中的论文指出，气溶胶传染防治的措施除了在室内戴口罩外，还要让空气流通以及使用空气过滤。

论文中也提到，台湾餐厅广泛使用的塑胶隔板会对防治气溶胶传染造成反效果，因为它妨碍空气流通。而现在我们都知道感染到Delta变种病毒的病人，体内平均的病毒量是过去原始病毒的1000倍，这些病人会散播出来的病毒量是过去的10倍。因此在防范的时候，室内要保持空气流通，口罩也要戴的很小心，也要戴的正确。

过去口罩若没戴好，可能问题还比较小。但如果你去的场所有一个Delta变种病毒的感染者，他会散播的病毒量是过去的10倍，所以可能吸入的病毒量也比以往多。另一个令我比较惊讶的是，这次新北市托儿所群聚事件中的老师虽已有症状，但仍然去托儿所上班，这也表示台湾的卫生教育做的可能仍不足，所以也显示卫生教育可以加强的空间，让社会大众了解有症状就要去检测，并避免去学校或工作场所跟同事接触。

德国之声：这波疫情爆发后，台湾也有一些关于政府该何时调整新冠警戒等级的讨论。您认为台湾在应对更具传染力的Delta变种病毒时，政府该如何针对调整防疫强调来做出正确决策？

纪骏辉：站在决策者的角度来说，要不要升高新冠的警戒等级是非常困难的决定。上波本土疫情，台湾维持了两个多月的三级警戒，而这种类似封城的作法其实对社会中低阶层造成最严重的伤害。对中高阶层的人来说，他们的工作性质比较有弹性，但对社会中低阶层的来说，远距工作是不太可能的。

台湾目前的劳工条件，并没有提供社会中低阶层的人远距工作的条件，这个问题也在上一波本土疫情中显现出来。工厂在三级警戒中持续运行，而政府对这些劳工的保护不够，做小生意的人也必须继续维生，但他们的生意也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些都是政府必须考量的地方，所以是否要升高防疫的等级，对政府来说非常困难，他们必须在生命与生计之间做抉择。

这次并非台湾首次接触到Delta变种病毒，在今年5月初，有一对从秘鲁入境的祖孙带着Delta变种病毒进到社区。当时屏东地方政府即时发现在当地有小规模的感染，他们立即小规模的检测与隔离，后来成功抑制了病毒的散播。

我猜想，台湾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目前在考虑的是希望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找出感染源，便能以高密度但小规模的检测与隔离来防止Delta变种病毒持续传播。但如果短时间内指挥中心无法查出感染源的话，他们可能需要采取比较广泛的防范措施。

此外，如果台湾政府太轻易地升级，会产生防疫疲乏，结果就会是即便政府升级，还是会有部分民众放松。他们必须考虑的是要全面升级还是局部升级。我目前的观察是，即便要升级，也不到全国要一同升级的地步。我猜测的是，现在指挥中心在考虑升级的选项时，是否也有考虑在二级与三级中间取一个平均值，也就是升级至2.5级而不是3级。升到三级，对台湾民生经济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我想这些都是指挥中心在考量的。

台湾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疫苗施打率仍不够，所以台湾政府必须改变的是施打疫苗顺序的考量。我认为当Delta变种病毒进入到社区时，台湾的疫苗施打政策要改变。原先让更多人打第一剂疫苗的政策是对的，但现在各国的证据都显示，面对Delta时，只打一剂疫苗的防范效果很低，倒是两剂疫苗的保护力很高。

我们必须了解到的是，去年在紧急研发新冠疫苗时的保护力目标不是防止感染，而是防止死亡与重症。目前为止，不少台湾媒体都误解美国的情况，不断报导美国在这麽多人打完两剂疫苗的情况下，疫情还那麽严重，证明疫苗没有用。但这是完全错误的解读，因为疫苗的目标不是在防止感染，而是在防止死亡与重症。

台湾面临的问题是，目前完整施打两剂疫苗的人口还不到5%，因为台湾的目标是要更广泛让很多人都打到一剂疫苗。但在Delta病毒进到社区后，台湾政府应该要调整这个政策，让感染病毒后容易产生重症跟死亡的人优先打第二剂。一方面是要降低死亡率，一方面是要预防医疗机构负担过重。

德国之声：台湾目前因面临疫苗数量不足的困境，全面疫苗施打率也无法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认为台湾大约在哪个时间点可以把防疫概念从关注在压制染疫数字到注重降低死亡与住院率？

纪骏辉：我认为施打两剂疫苗的比率至少要到达50%，而且50%不是平均，而是要确保有高感染风险的人都有打两剂疫苗，台湾才有可能迈向与病毒共存的阶段。在疫苗不足的情况下，台湾应该要优先考虑让年长者与有慢性病的人完整施打两剂疫苗，这也就是要降低死亡与住院率。

如果台湾能透过这种方式把施打两剂疫苗的比率提高至50%，并在高度有效治疗新冠的药物成功研发出来后，将两者合并使用，台湾便能很快进入与病毒共存的阶段。我常强调，这个大规模疫情会结束，但新冠病毒不会消失，所以与病毒共存会是未来必然出现的一个阶段。

纪骏辉是美国奥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长期研究台湾公共卫生相关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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