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东亚国家之间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这些机制的共同特点是：存在议题导向的磋商，但缺乏具有法制化约束力的制度建设；机制运行的成效受双边关系演变的制约。2005年将举行的东亚峰会的举行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更高层次区域合作的曙光。但是，当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地区大国的双边关系出现严重困难时，中日双边政治关系的演变会如何影响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和前景？

中国与东亚多边区域合作

1949年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担心陷入外部的圈套而一直坚持谨慎的“双边主义”外交，对东亚集体安全或区域一体化之类的议题保持距离。参与东亚区域多边合作组织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在1989年夏季中外政治关系出现严重困难之后才开始显现出来。除了加快与印度尼西亚、文莱、新加坡的复交（1991年完成）之外，1991年，外交部长钱其琛首次应邀以马来西亚政府客人的身份参加在吉隆坡举行的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的开幕式，并表达了中国与东盟发展正式关系和合作的兴趣，东盟外长们欢迎这一想法，并立即投入运作。自此，中国外长每年都出席东盟外长会议，中国全面参加了自1994年开始的东盟地区论坛（ARF)。 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国。

此时，也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外部舆论环境开始之际。一个是“大中国”正在形成的趋势，在东南亚，这并不是好消息。对于那里几乎每一个国家和社会而言，对华人经济在其发展历史和现实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有着复杂感情；另一个是“中国经济威胁论”，在东南亚国家中有着同样的舆论市场，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记忆也使东南亚国家对一个不断增长的中国经济所可能带来的军事影响产生顾虑。

中国全面赢得东南亚国家的信赖是在1997年夏季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信守了不贬值的承诺。这至少是在舆论层次为东南亚国家渡过金融危机并走向复苏创造了重要的外部经济条件。与中国的做法相反，日本政府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并没有设法阻止日元贬值。虽然由于产品结构上的差异，日元贬值与东南亚国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之间没有多少直接影响，中国与日本就针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采取的不同汇率政策是地区经济外交一个鲜明的对比。

同时，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印度尼西亚爆发了针对华人的社会动乱，中国政府反而出资10亿美元参与国际货币基金会同印尼政府达成的紧急货币援助协议，回归后不久的香港也出资10亿美元参与同一安排。通过行动，中国政府向印尼和其它的东南亚国家表明：中国政府没有将华人社会利用作中国自身利益的“特络伊木马”的企图。

1997年12月东盟+3 （中、日、韩）对话机制建立之后，中国是该机制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被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正式文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主管东亚合作的高级外交官认为，“东盟迄今在东亚合作中发挥着主要推动作用，是10＋3会议的组织者和协调者，这既是东亚合作的特色，也是符合各方利益的稳妥安排。未来我们愿继续支持东盟的主导作用，同时也主张尽可能发挥中日韩的各自优势和作用。”

日本与东亚地区多边合作

经历了向东南亚国家战争赔款到政府间开发援助再到企业投资形成西太平洋地区的产业链的历程之后，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日本变成了东南亚地区经济“雁行发展”格局中的名副其实的领头雁。1989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此后，虽然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度的上升不如以往，但是从日本市场流动东南亚市场的投资依然高出从日本流入中国的投资或从中国流入东南亚的投资。

虽然就市场力量而言，日本在东亚地区合作中处于不可比拟的优势地位，但是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在政治领域建立起信任关系的过程相当复杂，日本赢得东南亚国家政治上的信任依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为消除与东南亚关系的不和谐，并使日本在政治上发挥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作用，1977年福田赳夫首相提出了“福田主义”，其核心内容是：日本不当军事大国，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心心相印”的友好信赖关系，以对等、合作者的身份支援东南亚。“福田主义”后来成了历任日本首相宣示对东南亚政策的基调。2002年小泉纯一郎提出的与东盟国家“同行并进”的概念是对福田主义的翻新。 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日本领导人对东南亚国家尚未接受“亚洲的日本”的认知。

因此，尽管日本早于中国二十多年就开始与东盟展开接触，但却在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新一轮谈判无法展开后，日本才着手通过谈判谋求以建立区域贸易协定的方式，将其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制度化。2000年，中国宣布同东盟开始谈判自由贸易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即，日本倍感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领域来自中国的挑战。这样，中国和日本之间正式展开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竞争。

中日双边关系中的结构性困难

1972年中日建交以来，围绕靖国神社、日本教科书等历史认识问题的争论走过了一个长时期、经常性的过程。自森喜朗内阁（2000年4月-2001年4月）开始，中日双边关系进入“政冷经热”时代。2005年出现的外交冲突(以吴仪访日提前返国为例)则凸显了中日双边政治外交关系中的结构性困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实力的上升和日本实力的相对减弱。在增长率和经济总量变化的背后，存在一个大陆经济（中国）与海岛经济（日本）在自身经济增长和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韧性的对比。日本东南亚关系问题研究专家白石隆等有关强化日本-东盟关系的理由之一便是应对中国的崛起。在战略层次上，并不存在一个明晰的“合作”或“对抗”之间排它性质的选择。对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中国而言，一个永恒性的问题是：1920-1930年代日本因为境内资源短缺而向外扩张，未来有没有向外军事扩张的可能？因何而对外扩张？

2．中美关系如何演变也对中日关系的变化有重要影响。1989年以来，中美关系出现多次波折的过程中，日本所关注的更多的是： 中美之间在战略层次的接近是否意味着日本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地位的下降？用较形象的语言表达，日本担心的是美国会不会从“Japan bashing”过渡到“Japan passing”而最终走向 “Japan nothing”。但中美双边关系在结构上相当不稳定，这也给日本在它对中国的政策中提供了借机行事的空间。比如在与中美关系紧密相连的台湾问题上，日本在2005年初明确地将台湾列为日美军事同盟的保护范围，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日本（甚至东南亚国家）关于台湾与大陆走向统一会不会使东亚地区回复到历史上出现过的“华夷制度”（即中文的“朝贡制度”）的顾虑基础上。

3．中国与东南亚邻国政治关系的改善的同时，中国市场在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在上升，日本政府层面担忧中国与东南亚经济体之间的交往深化。2001年5月18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经济产业省的年度《通商白皮书》，第一次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后“雁行模式”时代的首要特征就在于东亚经济不再由一只领头雁来牵引，而是进入了“群马奔腾”的新竞争时代，中国正以产业技术上的跨越式赶超和经济规模上的“巨国效应”，正日益发挥更多的牵引作用。

4. 1999年11月，韩国总统金大中在出席马尼拉举行的“东盟+3”会议期间即提出了建立“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的设想。在2001年的“东盟+3”会议上，金大中又主张将“东盟+3”机制改为“东亚峰会”，并提出东亚合作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包括政治、经济、安全多个领域的“东亚共同体”。然而，东盟对上述提议十分谨慎，它们担心“东亚峰会”取代“东盟+3”机制后，东盟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就会丧失，因为“东亚峰会”将不再固定由东盟国家任主席和东道国。

结论：中日矛盾与东亚地区合作

虽然中日双边关系中存在结构性困难，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中双边摩擦并没有影响二者为东南亚地区利益而合作。除了参与并支持东盟+3的对话机制外，中国和日本就《清迈倡议》框架的建立和在该框架之下的合作并没有受到中日双边政治外交关系的负面影响。事实上，《清迈倡议》是迄今为止东亚区域内国家合作最具体的成果。在军事安全领域，ARF机制表明东南亚国家有继续与中国和日本展开等距离交往的政策取向。“东南亚安全共同体”更多的是一种认同层次上的构建。美国依然是东南亚国家赖以提供地区安全保障的国家，中国亦或日本在短期内都不太可能被东盟国家接受为可取代美国在安全领域所起的作用。

从区域认同这层面看，中国有被东南亚国家接受为“亚洲的中国”的必要；日本同样有被接受为“亚洲的日本”的需求。这两个地区大国都不希望被东南亚国家和社会疏远。在这个背景下，虽然东盟作为一个地区合作组织在机制运行的有效程度上有较大的改善空间，中国或者日本都没有本钱另起炉灶建起一个类似美国在美洲地区合作中基于“霸权稳定”理念的地区机制。在中日双边关系受制于结构性困难的情形下，中日共同行动创立新的（即：脱离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机制的政治基础并不存在。

因此，一般认为，2005年末将举行的“东亚峰会”是一次“东亚共同体会议”。如果参照欧盟的标准，一次峰会显然无法将东亚的地区合作提高到接近欧盟模式的程度，即拟议中的“亚盟”。在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恰恰因为中日双边政治关系的困难，中国和日本都会更多地考虑东盟国家的利益和外交需要，都尽量克制双边外交冲突影响东亚合作，以求各自利益最大化并创造更加主动的地区环境。东亚合作将更可能以东盟为主导，继续沿着磋商、协调、开放的模式运行，而非欧盟的共同体模式。

(评论：查道炯/ 编辑：吴强 )

附1：本文节选自查道炯最新论文“中日关系与东亚合作”(尚未发表)。

附2：查道炯，1995年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学博士，1999-2003日本国际大学助理教授、副主任，2001匈牙利中欧大学访问教授，现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际政治经济系主任。专业方向为中美日国际关系分析，和国际能源政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