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周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在中国政治史上将留下重要地位：尽管有江氏心腹徐才厚卡位军委副主席，胡锦涛在大会上顺利接手国家军委主席，仍然正式标志着胡温三年过渡期的结束；而过去三年间，胡温内阁在先后抛出“以人为本”、“新三民主义”等等逐渐淡化前任“三个代表”色彩的口号之后，终于在本届人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一个全面改革的总纲领，试图在以“和谐社会”为号召的社会改革掩护下，推进一场静悄悄的有限政治改革。

虽然“改革”曾经在80年代独领风骚，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这两个字眼似乎已经颇不合时宜。胡温的改革计划也不是在上台伊始即全盘托出，而是不露声色、渐次推动、精心平衡，非常吻合胡温两人过去二十多年作为技术官僚的生存之道和一贯风格。而其改革路线中社会关怀对经济中心的替代，则标志着过去十几年中国市场经济原始积累阶段的结束，中国的威权社会也将从此多了一丝温情的面纱。正是从这两重意义上，胡温政府的和谐社会纲领堪称“柔性变法”。

中国历代和中共的历次“变法”，从王莽新政到王安石变法，从文化大革命和价格闯关，常常兴也变法、败也变法，社会陷入“大乱大治”的交替失衡。相比之下，胡温政府“和谐社会”的改革纲领，从酝酿过程到渐进推动的手法及其诉求，都明显贯穿着一种着眼于“政治均衡”的精心设计，试图在权力斗争复杂、社会严重失衡的中国，寻求一条平衡路径――和谐社会的提法本身，也更像是依靠社会力量平衡政治争斗，借社会改革暗渡政治改革。

这一后极权社会的柔性改革，既是胡温二人自身宦海沉浮的写照，也可归为胡温周围知识分子群体“告别革命”的产物――时下中国社会的民生痛苦，对他们来说，毋宁是市场资源分配被权力过分干预后产生的权力集中的副产品，却是他们能够借此建立新政治均衡的资源和政治机会。

当然，对中国大众来说，“和谐社会”也何尝不是一个难得的政治机会。在阶级斗争的口号衰落二十多年后，他们第一次被赋于了争取自身权益的政治正确性，这是宪法或者法治系统本身所无力保障的。问题在与，他们能否在新的“和谐社会”框架下，却仍是旧的“威权政治”制度下，表达自身的利益，参与尚在迷雾中的“和谐政治”？

政治均衡的另一方，则是既得利益集团娴熟的政治操控。如果和谐社会能够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当然也会大力支持现有的威权政治继续维持下去，作为某种“和谐政治”的基础――任何财富的再分配，任何社会集团，因而都无法避开将现有财富合法化的问题。柔性改革本身即已暗示了胡温政府不会诉诸任何激烈方式，来重新改变过去十几年间权力和市场结合下产生的不公平分配，它所要做的，恰恰是既得财富的合法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比较公平的新的分配。

对所有社会集团或阶层来说，这倒不失为一种“帕雷托改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也许真的走向尽头了。留给所有中国人的，是如何在未来有限的政治空间里，争取“和谐”话语的主导权，利用“和谐社会”可能包含的政治－社会均衡杠杆，创造出一个不同于现有威权政治的新和谐政治。

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