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字，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4%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4%，比原先政府设定的目标7.5%略低。您认为这0.1个百分点到底差在哪里呢？

黄卫平教授：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首先因为经济基数越来越大，不可能永远保持原来的那种高速增长，这哪个国家也做不到。第二，如果纯粹追求速度的话，那么靠投资、靠投入要素这不是做不到，但这种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已经是不可持续的，对于全世界来说也是如此。所以中国经济必须转型，而要转型显然就不能保证这么高的增长速度了。

所以大家现在都在谈论一个词汇"新常态"，您能不能简单解释一下这个概念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最早"新常态"是美国人提出来的，是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头脑人物提的，当时是指经济增速下降、失业率高企，国家财政赤字居高。习近平所说的"新常态"其实是另一个意思。他在去年到河南考察的时候提出了"要适应新常态"这个说法。在APEC首脑会议上，他自己是这样解释这个概念的：中国的新常态，尤其从经济角度讲，是三层意思：第一，经济增长从高速变成中高速；第二，经济结构尤其是需求结构要发生根本变化；第三，增长动力不能继续依靠投资，而要靠创新驱动。三者结合起来，就是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新常态"如果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就是从小康到富裕的必经之路。

从最新公布的数据来看，过去多年一直持续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冷却。是否依靠房地产市场拉动经济增长率的局面将会改变？

房子这个东西，它的功能有二重性。一是可以安居，一是可以投资。从投资的角度看，这个房子就变成了金融属性；从安居的角度看，房子就是消费品属性，这是两回事。丛现在来看，房子是正在回归它的商品属性。中国目前人均GDP大概有个7400美元左右，但是人均居住面积却有38平方米，香港那么富裕人均居住面积才15平方米。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中国如果不把房子当作投资产品，而是提高民生的消费品的话，目前基本已经达到小康水平了。增速下降那是必然的。从库兹涅茨周期来看，房地产的兴衰周期一般是十五到二十年一个循环，从上世纪末中国房市大发展以来，到现在算下来也差不多该进入周期下行了。如果房地产拉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未来就必须要加大农业和服务业的投资。但这两个领域的投资能不能弥补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投资下滑，这是个问题。

中国的经济既然要转变发展模式，"新常态"必然会导致不同的经济行业中出现"赢家"和"输家"，那么中国要如何处理这些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呢？

现在首要问题不是平衡利益。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转型和调整已经是迫在眉睫不得不做了。过去中国人生活水平急剧提高，大家都能获得利益的时候，那是依靠规模的扩大。而这规模又不是依靠创新和提高生产率获得，而是靠砸资源毁环境得来的。这种模式是不可能长久的。因此现在不是谁赢谁输的问题，而是中国人必须齐心合力，至少为转型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然后再去讨论利益分配的问题。去年中国经济有一个满奇怪的现象，那就是经济增速下滑，但是就业增长，收入增长，而且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更快。所以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应该说还是照顾到了民生，照顾到了低收入群体，总体势头还是好的。

那么您认为未来几年中国能否维持现有水平的经济增长呢？

要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底线是多少，如果要看十八大所设定的任务的话，那就是从2010年到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下来达到7.2%。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特别难达到的目标。因此，要说两位数的增长，中国已经不再需要了；要说太低也不太可能。保持7%左右的增长率，完成到2020年达到小康的目标，这个我觉得还是有把握的。我认为未来的增长率既不会太低，但也不会再出现像过去那样靠投资把增长率硬拉到两位数的局面了。

但是随着中国2014年经济数据的公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下调了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该组织估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今年能有大概6.8%的增长，明年的增长率可能只有6.3%。那么您又怎么看待这个数据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都有预测，他们的预测跟我们报的数据永远都有差距。就看你信谁了。另外还应该考虑到统计口径的差异。要从实际来说，中国实际的经济规模远大于现在报出来的数据。因为中国的地下经济谁也不知道有多大规模，中国的服务业究竟创造了多少附加价值也不清楚。所以不管采取哪种统计学的方法，即使是很科学的方法，恐怕得出来的数据也跟实际有很大差距。对于IMF的预测，我同意中国经济增长是在减速，但具体数据是多少，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恐怕都不是那么准确的。

面对中国经济增长局面的变化，可能德国和欧洲的媒体最关心的就是，中国经济结构的改革，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改变，会对德国乃至欧洲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因为随着中国收入水平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不断提高，传统的出口经济优势可能会逐渐丧失。因此，未来中国需要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价值。所以今后在低端产品或者说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中国产品在欧洲的竞争力可能还不如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以后从贸易结构来看，中国出口的产品技术含量会越来越高，可能会和欧洲本地企业形成一种竞争合作的关系。中国进口的产品中会有更多是用于清洁技术、节能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一句话，贸易的总额还会继续增加，更重要的是结构和质量的变化，这对于中欧的合作从长远来看是有好处的。

黄卫平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包括世界经济、亚太经济合作和中国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