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严家其先生，您参加这次汉藏讨论会报着一个什么希望?

严家其：我抱着一个非常大的希望。通过日内瓦，也通过你们德国之声， 要把这个会议的几个声音传到中国，甚至也可以说传到全世界。这个会议已经引起很大的注目。是什么声音呢?声音都是很简单的声音。第一个声音是, 达赖喇嘛是一个伟人，还是一个好人。他的心地是善良的。他的心是为了西藏民族，也为了汉藏和解，也不愿意伤害中国，他也不要独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要让中国国内的一般人认识到这点。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对达赖喇嘛批评的很厉害。而且不客气，称他为达赖集团，诽谤他，污蔑他。这很严重的事。是对整个西藏民族，藏人一种不公正的做法。这点我们作为汉人不知道。这是一种宗教信仰。因为我们汉人总体来讲都是相信孔老夫子一套，是无神论者。而且不知道宗教对藏人的，对整个世界政治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是非常之大。而且我在中国国内的时候，20年以前，我也不太知道这点。

（当时）我自认为我是一个科学主义者，是非常坚信科学力量的。所以我看到中国谈科学，科学发展观，科学当然非常重要，我今天也是一个从事社会科学，政治科学研究的，还是有科学态度，而且对待藏人，佛教，对待比较宗教，也是用科学态度来看他们。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在藏人，世界很多的人类群体中间，宗教的力量是无可估量的。很多分歧，冲突，往往更宗教有关系。而我们中国大陆对达赖喇嘛居然能那么不客气，称他为达赖集团。他说我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我希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架下面，追求高度自治，中国共产党就发表评论说，你达赖集团就是要 （分裂），你说他怎么说话呢? 所以我是抱着这样一个心，来参加会。我希望能真正的打开这个西藏的结，（西藏问题）打了一个结，要解开它。这个解开也是为了西藏，流亡藏人，也为了汉人，为了我们汉人。

我的讲话很简单。第一我要为达赖喇嘛讲话。我要为流亡藏人讲话，有10多万人，他们流亡不是3年，5年，我流亡了20年，他们流亡了50年。50年这样长的流亡，在全世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本来这个事情好解决，但是50年都放不过去了。所以我20年的流亡生活啊，对这个是深有体会。

德国之声：您通过自己20年的流亡生活对达赖喇喇嘛50年的流亡生活有共同的感受。我想问您，6.4之前，你作为一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您对中国政府的运作有一定了解得。您能不能想象现在中国政府为什么排斥和达赖喇嘛对话呢?

严家其：实际上说，我觉得中国领导人缺少自信心。像这种事情邓小平就很能解决，他说"来吧。到舞台上去吧，明天就可以去。"他马上就会说这个话。但是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要开书记处研究一下，可能会不会引起动乱呢? 它（中国政府）想，万一引起什么问题呢?它会反复考虑，仔细研究，结果拿到政治局常委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非常坚决地反对，就通不过了。所以有些政治局常委认为，这个意见是合理的，他说这是一个异见分子提出的，他同6.4有关系，同赵紫阳有什么关系，不安好心。

说实话，我是好心，为中国的民族和解。我看到新疆问题发生，这个病根简单的找呢，国外的三股势力，治不好病。你治好了，真把三股势力解决了，也好。你治不好啊。西藏问题，民族和解不能再遭到达赖喇嘛头上说。他天天讲非暴力。这种传播在藏人间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在世界有影响力。所以我今天在记者会上还讲了一句话。这很重要，我可以重复。"我之所以能到这，完全没有别的原因。我感到我必须来，义不容辞，因为达赖喇嘛伟大的人格，和他崇高的精神感动我来。"

他有三个精神，我想这个也应该通过德国之声让中国的听众知道。第一个精神就是无私。他无私，他为了西藏人民，为了流亡藏人，包括国内的西藏人民，也为了汉藏团结，真是为了团结，也为了中国，也为了世界和平，他一直在做不懈的努力，他没有个人。第二个是慈悲精神，包容，公正，正义，平等，平凡而伟大的精神。第三点，他提倡非暴力主义。这非常伟大。在今天这个充满暴力的世界，他提倡这个对整个中国，对西藏，对整个世界有非常大的影响。

德国之声：我能听出来您个人对达赖喇嘛是非常的敬仰，崇敬的。我们看到在中国除了政府，官方的媒体，普通老百姓对达赖喇嘛排斥的心理也是非常普遍的。很多人认为达赖是残暴的，封建农奴主。您怎么解释达赖喇嘛在西方那么受到敬仰，而在中国受到那么广泛的排斥吗?

严家其：这个和中国的控制宣传，控制舆论有关系。这完全是由于中国新闻不自由造成的。我接触过达赖喇嘛很多次，我感到他就跟我们普通人一样。而且你要当他面夸他，他不接受的。但我还是真心夸他。我不原意去夸人的，这个夸人是不好的，吹牛拍马，这东西是很坏的。我感到我现在说话越来越用右脑说话，有种情绪讲出来，我是自然流露出来的。我心里有这种想法，在接受你采访的时候就讲出来了。中国的政治家如果能在这方面有所改进的话，对中国的整个社会的和谐，对整个中国都有好处。因为现在都很简单化，有问题就采取镇压，采取武力，而且一节管一节，下面当官的也害怕，害怕出事。那怎么办呢? 就镇压。

德国之声：据我所知，在70年代末的时候，您提出来领导人要废除终身制，还有后来的要公布财产的阳光法案，您当时是中国政府非常重视的智囊成员之一。如果今天的中国政府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征求您的意见的话，您会给他们提出什么意见?

严家其：民族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人提出要取消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不对的。好像是和共产党讲的意见不一样。这个民族区域自治写到宪法里面，也是共产党推行的政策。它本身是对的，问题是没有很好地执行。问题不出在政策本身，而是在于实际上没有很好地执行。民族问题，实际上人类世界的首要矛盾，国内的，国际的都和人群的区分有关系，分成我们，你们。藏人就说，我是我们，你是汉人是你们。这个隔阂和语言有关系，和距离有关系，和宗教信仰有关系，和他们经过的历史有关系。发生一次镇压，他们整个民族就记在心里，6.4就记在我心里。

1959的事件对藏人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日本的大屠杀也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一部份。这种东西就把人群拉开了。所以我们对日本不承认屠杀是通不过的。这些因素加起来，就造成世界政治上的我们和你们。中国国内也有。而且宗教在这里面-宗教，语言。语言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不沟通，都会造成非常多的问题。而且这几年汉人，大量移民到新疆，到西藏移民比较少一些。大量的移民，实际上这样很多维吾尔族人的工作，生计，都会困难。这个是潜移默化的，而且一传十 ，十传百，造成这个新疆的维族的困境。这个困境他们要反抗，找不到办法，不用说申诉了。当官的反正是要追求高度稳定的。他不问这些问题，这个怎么能这样呢? 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了一个警察和一个受到警察逮捕的黑人之间的纠纷，还要请他们喝啤酒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民族，占据了那么大的一个省的地方，那么多城市的事情，怎么能够简单采取镇压来解决呢。政治本来就是要花力气的，是要为人民服务，某福利的。但是我们的官僚都没有这个想法。所以我今天来，很简单，我作为一个在美国，在法国，在西方生活了那么多年的人，我已经了解到宗教，民族的重要性。我感到我要为藏人，为中国能够出力。

德国之声：您在90年代初的时候，就提出过要用联邦制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您现在还是坚持这样的观点吗?

严家其：联邦制这个路实际上是非走不可。胡锦涛现在提出要两岸签订和平协定。这个和平协定签订之后，实际上是一个联邦制的格式。两岸之间，人民之间没有敌对关系，要结束敌对关系，人民之间没有。在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之间也没有敌对关系。那这个和平协定是谁和谁互相敌对呢，要有主体，这个主体就是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首先，你得承认台北政府的存在，它在管着那里，这是一个事实。它同国际承认是两回事。不是说美国政府要承认这个台北政府。它实际上管理着那里，它有它的法律，中华人民国和国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权力在台湾不起作用。承认那里有个政府在运作。所以签订这个和平协定的前提是，要承认一个国家有两个政府，两个互相不联系得政府。这个问题不是简单批判两国论，批判两个政府就能解决的。

国际承认和政府承认是两回事。而这些问题不去讨论，不去研究，你怎么可能签订和平协定呢。西藏问题也是一个简单问题，不是一个复杂问题。而且中国的经济还处于上升时期，在这个情况下，完完全全能把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台湾问题，也包括三反问题，中国各种困难问题，以及6.4问题妥然解决好。但是中国现在的政治构架，政治体制就僵在那里。谁要提出来，当然一是不敢提，提出来了怕政治局常委里别的人反对，反对之后造成自己下台。因为有前车可鉴，胡耀邦下台了，连赵紫阳都下台了。那随便说话是不是要下台呢。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报着一个为了整个中国的心，为了整个中国人民的心去做事，根本不会下台的。问题就是越怕下台越会下台。

采访记者：达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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