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1926年8月17日，江泽民出生于今日的江苏扬州境内。当时，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一个月前开始北伐，中国爆发内战。但是，出生在这样一个风云年代的江泽民，人生早期却与“革命”缘分不大。按照中国官方资料，江泽民1943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但是却并没有提到当时他是在哪一所学校。有历史资料显示，江泽民当时入读的是汪精卫政权的中央大学。由于按照中国官方历史论述，汪精卫政权是“伪政权”。有评论人士认为，这正是中国官方回避江泽民这段历史的主要原因。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江泽民转入上海交通大学继续学习，并在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电机系毕业的江泽民在职业生涯初期一直干着专业本行，担任多家企业的工程师。他最初所效力的一家中美合资食品企业在中共建政后转型成为国营益民食品一厂。按照独立传记作者、加拿大记者杜林（Bruce Gilley）的说法，江泽民在这段时期结识中共高官汪道涵，后者成为他进入政坛初期的重要支持者。

江泽民此后的事业可谓一番风顺。1955年，前往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回国之后在长春第一汽车厂工作，此后又在第一机械工业部（一机部）、电子工业部等部委担任多项重要职位。1985年，江泽民调任上海市市长，一年之后兼任市委书记，成为经济重镇上海的最高掌权者。

1989：一步登天

虽然江泽民的政治生涯进展顺利，但是可能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短短两年之后，这位前工程师便会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历史学家章立凡表示：“从江本人来讲，可能本来已经准备做完上海这一任就退休的。他被选中纯粹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因为李先念、陈云等元老向邓小平推荐，而邓小平当时也无人可用。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机会让他上来。” 

这个机会便是1989年爆发的民主运动。六四事件爆发后，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因反对镇压学生而失去权力，而在一些中共元老们的推荐下，邓小平最终决定用江泽民取而代之。于是江泽民在六四事件之后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从原来的政治局委员直接跃升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当时江泽民已经63岁，而他的后两任总书记胡锦涛和习近平分别在50岁和54岁时便成为政治局常委，为“接班”作准备。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列维表示，尽管江泽民从共和国建立之后便担任过一些党政职务，但并没有获得很多机会，“如果不是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不会得到权力。”

1989年之后，江泽民虽然得到了权力，成为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但拥有的实际权力却并不大，地位也并不稳固。六四事件之后，江泽民与李鹏领导的政府一度推行“治理整顿”，改革开放陷入停顿。直到邓小平通过1992年的“南巡讲话”释放推动改革的强烈信号之后，江泽民才做出调整。

“一个机会主义者”

德国专家列维认为，当时的中共内部左派和自由派之间分歧严重，而江泽民则选择通过紧跟邓小平来确保自己的权力：“他首先表现的比较保守，然后又展现进步一面，后来又转为保守，因此显得有些不够坚定。在大部分外国观察家眼中，他被视为一个机会主义者。”

北京学者章立凡做出了类似的判断：“他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但他是一个成功的机会主义者。”章立凡认为，江泽民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政治主张，而是比较灵活地在党内的派系之间，找到自己的空间，巩固权力，最后形成自己的派系，即所谓“上海帮”。

好表现，不惧媒体

在巩固权力之后，江泽民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渐趋活跃，而且往往在国际场合有弹奏钢琴等出人意料之举。章立凡认为，江泽民是一个“比较张扬个性，有表现欲”的领导人，而他所受教育在其中起到一定作用：“从家庭来讲，他是应该受过一些中国传统教育。从中学到大学，他接受的是西方式的教育，然后他又到社会主义国家留学，受到社会主义教育。他从教育履历上看，比胡锦涛所受的单一的教育不太一样。在各个关键时刻，他当年所受教育，给他储存下来的基因都能发挥作用。他的英语也很好，还能背《葛底斯堡演说》，又善于弹奏乐器，时不时还唱首歌。他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来表现他的才艺。”

2000年8月，江泽民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栏目主持人华莱士（Mike Wallace）的专访，这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并不多见。江泽民当时与这位著名记者就“独裁者”这个称呼产生了激烈争议。华莱士认为，江泽民是世界上最后一位共产主义独裁者，而江泽民则坚决否认。

2个月后，他在面对香港电视媒体关于“是否钦点董建华为特首”的追问时做出回击，批评香港记者“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太年轻，太单纯，有时天真），一时成为海外媒体报道热点。

“三个代表是双刃剑”

同样是在2000年，也就是上任十年之后，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并最终将这一理论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相提并论，写入中国宪法及中共党章。在“三个代表”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一条：中共“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及由此引申而来的所谓“私营企业家入党”的问题。

“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步骤，让企业家对中共更为友好，”德国维尔茨堡中国问题专家列维分析道，“因为人们认为，如果中产阶级获得私有财产和财富后，便会要求话语权和政治参与权，这样就会对中共统治构成挑战。因此从一开始就把资本主义的代表吸收进来，拉到自己的一边，这当然是很聪明的做法。”

章立凡也认为“三个代表”是一种理论创新，实际上引入了“全民党”的概念：“不管是不是他亲自谋划的，但至少是由他提出来，在中共执政理论上算是一个里程碑”。但章立凡同时指出，“三个代表也开启了另一道门，就是官商勾结和腐败横行开始。所以三个代表的提出其实是一个双刃剑，既发展了生产力，同时也极大的腐蚀了中共，使中共走向腐败真正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启。”

除了初期经历了六四后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动荡之外，在江泽民随后的政治生涯之中，中国总体局势相对平稳，并先后迎来加入世贸组织、香港回归和申办奥运和世博会成功等重大事件。经济方面，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字，199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18668亿元，人均仅1644元，而到江泽民卸任总书记的2001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20333亿，人均9398元。

镇压法轮功

与经济发展相对应的是，中国政治改革方面步伐缓慢。而1999年开始的镇压法轮功运动更是成为江泽民主政期间最具争议的政治事件之一。历史学家章立凡表示，镇压法轮功可能是由于江泽民对形势做出了误判：“法轮功是一种民间宗教，在中国历史上这类民间宗教生命力非常顽强。这一类带一些宗教色彩的民间练功团体，你越是打压，可能转入地下，越没有办法进行管理。”章立凡透露，时任总理朱镕基并不赞成强力打压的做法，但江泽民坚持镇压法轮功，最终造成了持续对抗。

而德国学者列维则表示法轮功当时声势极大，甚至中共党员中也不乏修炼者，使中共感到自身安全与稳定受到威胁：“我无法判断，是否其他人也会对（法轮功）支持者使用那些被指称的虐待手段。但是这些手段对于那个时代和那个体制而言并非不同寻常，我也不会将将这一问题完全归结到江泽民个人身上。”

卸任之后

2002年，江泽民辞去中共总书记职位，将权力交给被普遍视为邓小平隔代钦定接班人的胡锦涛。但是，江泽民并没有同时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直到2005年才彻底完成“交班”。除此之外，退休之后的江泽民依然时常出现在媒体上，出席各种活动。许多人将这一做法视为“恋栈”，而历史学者章立凡则认为，这并非江泽民个人的首创：“中国政要跟西方政要的不同。虽然邓小平废止了终身制，但实际上邓小平并没有废止老人干政。江延续了这种老人干政的传统，整个胡锦涛时代都处于老人干政的状态之下。”

于是，作为“普通党员”的江泽民依然时不时出现在一些重要场合，而他与现任中共高层的关系以及他的健康状态也始终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如今，随着他的去世，这位不同寻常的中共总书记终于告别了他所钟爱的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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