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 “我的案子已经结束了，照看起来，随时有被杀的可能。”1952年，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监视人员记录下蔡孝乾与台大医院医师谈话的内容。近50岁的蔡孝乾白发苍苍，因为被捕一度陷入精神混乱，已经找不到1924年离开台湾到中国就读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那股左翼青年的清心俊逸。

时间回到20世纪初的台湾彰化，根据台湾历史学家陈翠莲的说法，当时这里的社会主义运动盛行，“彰化无产青年更与台北无产青年齐名”。蔡孝乾1906年出生于此，在日治时期的公学校毕业后取得教员资格开始任教。1921年，他参加林献堂等人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身边围绕着的都是当时的知识份子。他在这里发展出左倾思想， 但在日本总督府的打压之下，只能避走中国。

日治时期，许多台湾文艺青年虽然接受皇民化教育洗礼，但心中有强烈的反日民族情感，梦想着有一天可以回中国大陆做出贡献。蔡孝乾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就读时，受到首任系主任瞿秋白、和其后成为中共开国元勋的任弼时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薰陶，奠定了他的共产主义思想。毕业后的他往返两岸，1926年担任台湾文化协会中央委员，参加反日本帝国主义运动，也参与了“上海台湾青年会”，在上海成立“台湾自治会”认识了台湾社会主义革命先驱谢雪红。他在1927年回到故乡宣传共产主义时，还曾被捕入狱10个月。

1928年他参加谢雪红等人在上海创立的“台湾共产党”，担任“宣传鼓动部部长”，台共一开始由日共指导，随后才由1921年成立的中共指导。不过台湾共产党成立不久就遭到日方搜捕，蔡孝乾为了躲避日警搜捕偷渡回中国。而这个党也在日警检举搜捕下在1931年瓦解。

值得注意的是，蔡孝乾参与的这些左倾组织和当时的台共，面对日本的统治，喊出的都是“台湾自治”或是“台湾独立”，甚至“建设台湾共和国”的口号，中共开国元老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官媒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因为抗日和反国民党，喊出的都是“支持台湾独立”的声音，和今日“坚决反对台独”的中共形成强烈对比。

中共下的台共组织

时间来到1932年，蔡孝乾卷入国共内战，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战士报编辑，1934年，他当选中华苏维埃中央委员，随红军深入延安，是唯一参与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台湾人。他随后担任内务部长，并在1937年对日抗战爆发后担任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敌工部长，1940年担任解放军政治部敌工部长，一度是中共当中职位最高的台湾人。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接替战败的日本统治台湾。快40岁的蔡孝乾在此时被中共中央指派回故乡台湾发展组织，担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下称省工委会)书记。他带着包括张志忠和洪幼樵两位省委等干部，加上改组后加入的陈泽民，兵分北中南开展颠覆国民党政权的工作。

台湾在1947年爆发二二八事件，国民政府查缉私烟引起的血案引爆了压抑了一年多的台湾民怨。台湾人和外省人屡传流血冲突，原本兴高采烈迎来光复的台湾民众上街抨击政权的腐败，要求政治民主与教育自由。最后国民政府派军警强力镇压，引起台湾人不满。这时大量对国民党政府失望的台湾青壮年加入省工委会，虽然这个组织得以立足，但蔡孝乾的工作并不顺利。

蔡西滨2009年在淡江大学历史硕班的论文研究认为，以台北的新进共产党员为例，社会阶级“多分布在知识青年与工人两类，中产阶级、农民阶级反倒少见，因党员属性的局限，导致地下党工作一直局限在‘左翼’、‘共产’思想的启蒙工作上，反倒甚少从事实际的颠覆工作。”1949年，省工委会曾经考虑要修改“禁止武装活动”的决定，不过还来不及讨论，一份刊物就让省工委会曝光，成为了中共在台组织覆灭的关键。

1947年担任基隆中学校长的钟浩东是一位对国民党感到失望的台籍精英。他组织团队加入省工委会，并担任台湾省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书记，他在1948年筹办批判国民党政府的地下报纸《光明报》，一方面启蒙台湾人，另一方面报导国共内战实况，内容也有许多出自蔡孝乾之笔。

《光明报》原本在内部秘密流传，但根据时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的说法，这份刊物被当时的省主席陈诚转呈给蒋介石，蒋大怒要求保密局彻查。不久，省工委会台大法学院支部王明德，也是现任台北市议员王世坚的父亲，将《光明报》寄交给他的女友。警方获得消息后逮捕王明德，并依供破获省工委成功中学支部、台大法学院支部，也得知《光明报》是由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主导，进而至基隆中学逮捕他还有多名共犯。谷正文再利用被捕者的证词，在1950年遁线先后逮捕了陈泽民、张志忠、蔡孝乾和洪幼樵，省工委会也就此瓦解。

英雄变“狗熊”

蔡孝乾在1950年被捕后，被同志陈泽民和张志忠批评“过于张扬，且生活糜烂”，也被谷正文认为人品有问题，“自负”、“浮奢”，且“浑身上下散出发老长征干部特有的傲慢”，但经牢狱生活，他往日的霸气雄风早已不再。这时候地缘政治也出现了变局，1950年6月底韩战爆发，美国下令第七舰队通过台海，吓阻中共军队，让风雨飘摇的蒋介石政权得以在台湾稳定发展。因共产党而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开始大规模进行“剿匪”行动。

在国民党政府拔指甲等酷刑逼迫下，蔡孝乾发表“忏悔”广播，写就《告匪谍书》，号召其他在逃党员立刻出来自首，即能像他一样“自新成功”。同案者回忆，只要蔡孝乾被叫去问供就会有新的一批人被关进来。苏友鹏医师在《消失的台湾医界良心》一书中说到，蔡孝乾被狱中其他被捕同伙唾弃称为“叛徒”，经过各牢房都被唾骂，有一天被捕的台北市工委会的成立者郭琇琮忍不住在牢中跟经过的蔡孝乾说:“蔡大哥，不要再说了，不要再扩大下去了。”

1951年，蔡孝乾在蒋介石的同意与保密局的安排下，成为国防部“匪情研究室”主任，从中共在台组织领导人成为台湾内部的“匪情专家”，“参与对匪斗争”，出版了《匪情研究》等报告。然而面对老同志责难，承受极大压力的蔡孝乾在1952年住进台大医院。从住院日报表里记录看来，蔡孝乾精神上出了很大的问题：“喃喃自语达45分钟”、“在洗面盆内大小便”，还有抓人打人，甚至说要自杀等等。

出院后的蔡孝乾除了担心组织内的人来复仇，也说：“对以前的主意有未断的情感，虽然想改，但心理仍有很大的冲突。”在情治机关的严密监控下，即便在1958年已经升至少将参议的他仍无行动自由，连返回彰化省亲都有特勤组人员紧随在侧。1982年蔡孝乾在台北因病逝世，虽然最后官拜少将，但随着记录公开和档案解密，他出卖同志的过程也被记录在历史当中。

“消灭万恶共匪”

省工委会从中共中央1945年派出蔡孝乾到他1950年被捕，只活跃了短短5年不到，但组织从最初的3人，发展至1947年二二八事件前的70余人，到1949年已有党员1300名。却在蔡孝乾等干部被捕后一夕溃散。除了抵死不从在1954年就被枪决的张志忠，最初与蔡孝乾发展组织的陈泽民与洪幼樵也成为研究共党的情治机关干部，两人还曾到大学任教，与其他被捕判刑的“叛乱份子”遭遇大不相同。

在中国大陆，蔡孝乾这个背叛党的“老红军”成为了当年中共无法“解放台湾”的罪人之一，收在中共叛徒的历史记录中。在台湾，越来越多的研究则在讨论蔡孝乾被关押的1950年代威权体制对人权的侵害。学者林正慧2009年写道，在“消灭万恶共匪”的号召下，国民党政府在白色恐怖时期经由蔡孝乾的手“瓜蔓抄般的歼灭了大部分的知识份子”，根据她的统计，省工委相关案件共175件，涉及2138人，506人遭判死刑，其中大多都不是什么重要干部。台湾也在2018年“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成立后，积极替相关受难者平反。

回顾来看，自省工委会后，台湾再也没有足成气候的共产党组织。虽然2008年台湾大法官宣布《人民团体法》禁止设立“主张共产主义、分裂国土”之团体违宪，至今也有6个以共产党为名的组织，但不论他们的思想和主张为何，都没有当年省工委会的影响力，也很难再出现一个像蔡孝乾这样的传奇性人物。

本文参考的政府政治档案多出自台湾学者林正慧在《政治档案会说话：自由时代公民指南》之＜第八章蔡孝乾案:投降的中共地下党领袖＞以及《戒严时期 :白色恐怖与转型正义论文集》之＜1950年代亲共或左翼政治案件＞相关整理分析内容，特此说明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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