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人看来，印度似乎是一个柔弱的国家，一个很脆弱的社会，但这样的印象只有一部分符合事实。形象地说，中国的结构是外壳坚硬、内核柔软，印度则正好相反。中国的国家权力部门以压制力对待个人，却没有法制机构向个人提供躲避国家权力的可能。然而在全面控制的外表后面，隐藏着真正的脆弱：历史上王朝覆灭和革命爆发一再表明，中国是多么容易陷入无政府状态。

而印度的政治精英则具有这样的能力：他们无需动用专制主义或军人专政的手段，就能控制住生活在贫困中的大多数居民。在北京领导人惊恐万分地动用坦克对付几千名示威群众时，印度的贫民窟、拥有一亿居民的比哈尔邦却在进行选举和定期政府更替。

问题是，具备什么条件才能不仅保证社会更为安定，而且也能赋予社会和经济以更大的发展动力？回顾过去五十年，得出的结论是，印度比中国安定，印度避免了‘大跃进’或‘文化革命’这样的灾难，它的政治发展是可靠的，而中国就缺少这样的可靠性。但这个结论的另一面是，印度的经济没有能够实现量子飞跃，而中国自邓小平进行改革以来，则完成了这种飞跃。”

文章接着对中印两国的媒体景观做了比较，印度新闻界十分活跃，新闻自由可与西方国家媲美，而中国的媒体仍然处于政府控制下的不发达状态。接着文章转而写道，自由批评的媒体固然是促进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它不能代替责任政治和有效行政：

“印度的新闻言论自由给人以深刻印象，但中国的政治决策和计划实施则遥遥领先。印度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存在很多问题，中国则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在印度，选民可以追究政界人士的责任，可以不投他们的票，以此惩罚他们。虽然中国的领导人从来无须以选举取得合法地位，但他们往往更快、更有效地去关心人民的需求。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在全国得到贯彻正说明了这一点，与此相比，印度的革新不过是犹豫不决的零碎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