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两年前，五位正在上海访问的德国博物馆馆长见到了被凝为相片的上述画面——近600幅以《中国人本》为题的纪录众生百态的摄影图片。那些奇异、荒诞、疯狂但又千真万确的真实存在，以及中国人对于日常混乱所表现出的驾轻就熟、笃定自若深深地震撼了这五位德国客人。他们由此突发奇想，开始与主办方——广东美术馆、中国文化部交涉，力促《中国人本》来德巡展。

经过一番百折不挠的外交努力和筹划运作，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以人为本”的中国摄影展终于在今年5月飘洋过海，首站抵达法兰克福当代艺术博物馆与海外观众见面。现在，三个月过去了，《中国人本》也即将离开黑森州，继而前往斯图加特、慕尼黑、柏林和德累斯顿，而它所激起的巨大反响也必将波及整个德国。

中国式电击

250名摄影师在1951至2003年间用相机拍下的600幅画面，感动的不只是熟悉它的本国观众。人类的感情多少带有一些宇宙共通性，而图片胜于文字，更易穿透文化背景的屏障，将某种电波传递给注视它的眼睛。于是，寂静的展厅内，四下不时传来被压抑住的惊呼、窃笑或者长吁短叹。

《法兰克福汇报》、《世界报》、《时代周报》等德国报刊纷纷发表文艺评论，将这场展览戏称为“中国式电击”。然而，引发轰动的原因绝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艺术效应，更多的应该是这些摄影作品本身所折射出的政治尖锐性。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将图片说明翻译成英德文之外，德国策展方未对《中国人本》做出任何策划、创意上的修改，基本上原封不动地将这一部曾经亮相于广州、上海、北京的“中国转型期的影像见证”搬来德国。按照法兰克福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Udo Kettelmann的说法，德国观众所看到的《中国人本》不仅是摄影纪实，更是展览纪实，即顺着中国人的眼光去看中国人的影像。

于是，原本对中国社会一知半解的德国观众大感疑惑，惊诧于中国摄影师与策展人并未被官方宣传所蒙蔽的敏锐的感知力，以及他们大胆狂放、无拘无束的表现手法。一幅幅矛盾重重、冲突迭起的画面暗藏多少惊心动魄的政治火药：乡村采血站门前排起的长龙；在鹅毛大雪中静候雇主的失业民工；戒毒所里毒瘾发作、歇斯底里的女子；涂满办假证件联系电话的美女广告牌；每天能赚一包火柴钱、做小本生意的老人；脖子上系着绳索、被狱警看押着上厕所的死囚……

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中国不是一个信息封锁、自由受限的专制性国家吗？如此富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摄影作品如何能够逃过监督机构的法眼？甚至获得了官方首肯，一展再展、远涉重洋？不过，明眼人同时也注意到文革图片鲜有涉及，这说明《中国人本》依然不能幸免于政治禁忌。

中国式矛盾

如果不是因为中国近年来奇迹般的经济发展速度，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识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自己的个性。如果他是一个浪漫的国际主义者，他会把中国想象成一个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的遥远缥缈的文化古国。如果他是一个自命不凡的道学先生，中国就是一片远离现代文明的荒寂野蛮的穷乡僻壤。而他们也将继续满足于这种幻想。然而，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所指出，世界舞台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而贫穷的国家，它既能保持低廉的劳动成本，又能参与全球高新技术的竞争。”这种矛盾性也正是中国的优势和特别之处。

中国这一字眼开始频频出现在媒体的嘴巴、公众的耳朵里。各种激情洋溢的称颂、深怀敌意的责难令一些自认为了解中国、很有真知灼见，同时统治世界、操纵世界商业贸易的幸运儿也不得不对当今中国的和平崛起、一片混乱倍感手足无措。他们也许很难真正理解《中国人本》所呈现的那些画面：煤矿童工的脸上荡漾着纯真的微笑；寸步难行的汽车要靠水牛来救出泥潭；超生妇女安详走过声色俱烈的计划生育宣传标语；颇有一“妇”当关、万“车”莫开架势的老妇端坐在村口检查萨斯肆虐时期的过往车辆……

然而，中国人自己就能真正理解光怪陆离的中国现状吗？也许同西方观察家相比，中国人面对自己的祖国更缺乏一种应有的公正冷静的态度。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各种激烈的争斗，有理想与现实之争、自豪与自卑之争、情感与理智之争……

正因如此，《中国人本》参展德国也同样被一些所谓的“爱国者”痛斥为“侮辱中国”。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深谙中国人民族性的林语堂先生曾经这样说过：“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人知道。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还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众，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亚思明现场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