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业看起来就像闪闪发光的全息图像。从西方的角度来看，看到的是无处不在的压制。记者无疆界组织说，中国有一百名互联网异议人士仍然被监禁。该组织发起了公布在押人士照片的活动，图中手铐代替了奥运的五色圆环。

“但从另一个角度，即从中国内部的角度来看，即使新京报前编辑王先生及其倔强的同事们也看到某些进步。‘例如外国记者的处境得到了改善，他们现在无需申请就可以到想去的地方旅行’，这是赋予北京奥运举办权的条件之一。但这一新规定到2008年10月为止。......

“监管与控制以另一种形式进行，更为细腻。王先生说，党的宣传部不定期地召见全体总编，通知他们，哪些可以报道，哪些不可以。最近砖窑奴工事件就是一个例子。这一丑闻曾是报纸好几天的重大新闻，直到最高检查部门下令，不许调查新的事件，而应报道成功追查罪犯的情况。大多数总编把这一指令传达给编辑，所以即使每个人头上没有检查官，但他们毫无疑问地感受到了写作自由的界限。王先生说，‘剪刀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 ”

但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中国的新闻检查官日益力不从心。甚至中国信息产业部王副部长也在中央电视台表示，对负面消息采用压制的做法“太幼稚”。明镜周刊写道：

“这一令人吃惊的自我批评源自山西砖窑的奴工事件。在砖窑状况揭发出来后，省政府虽然开始关闭这些企业，但没有通报公众。王副部长说，省政府使自己处于被动局面。

“发送短消息在中国往往成了无法控制的信息流通渠道。2004年的萨斯病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三天之内‘广东出现致命流感’的短消息发送了一亿两千万次。最近一次发生在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厦门，市民通过雪崩般的短消息表达了他们对新建化工厂的担忧，从而制止了这一计划的实施。

“官方公布的数字表明，中国每天有五亿人用手机发送十亿条短消息。数量如此之大，所以对许多中国人来说，短消息仍然是相对安全的通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