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一种几乎不加掩饰的疯狂资本主义。在中国南方，特别在广东省声名狼藉的珠江三角洲，工人在灾难性的劳动条件下工作，最糟糕的是纯中国私营企业，记者不得进入这些工厂。

中华全国总工会对这些企业几乎完全没有影响力。法律规定，拥有25名以上职工的企业应由职工选举产生工会委员会，但大多数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地方监督部门为了使当地具有生产点的吸引力，也宁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么容忍所谓的‘纸上工会’存在，不少这种工会的主席就是经理本人，法定的劳动条件得不到保障。

国家企业也好不了多少。能在合资企业中获得一个人所羡慕的工作岗位就已经很幸运了。一位不愿意提及姓名的外交官说，对这种企业要区别看待，‘简单的标准是，投资商的亚洲血统越多，条件就越恶劣’。在欧洲人的分厂中，出自维护声誉的原因，劳动条件下和工会情况与欧洲本国国内没有什么差别。

这样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全国总工会的工作方式，即使发生快速转变，中国法律提供的斗争手段也十分有限。1982年，宪法中删除了罢工权，当时的解释是，‘企业属于工人、中国的政治制度消除了无产阶级与企业主之间的问题，所以没有罢工的必要。’但没有明文规定禁止罢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出现自发和地区性罢工的灰色地带。”

早些时候的星期五周刊以“为世界市场做工的奴隶”为标题报道了拉丁美洲和中国工人在外企的劳动状况，文章写道：

“在中国可以找到最守纪律的劳动力，所以佳能、耐克、阿迪达斯、沃尔玛和阿玛尼都把生产迁往广东，中国25%的出口纺织品生产现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其它行业正在快速跟上。

中国的纺织工人是来自内地农村的移民，他们象住军营一样住在厂区内，住宿费从工资中扣除，每周工作可长达69小时，中国的法定工作时间为44小时，许多女工才35岁就被视为太老而遭到解雇。虽然中国人的劳动纪律无可比拟，但他们也会进行抗争。来自中国的工会积极分子韩东方报道说，意大利沙发工厂德科罗降低工人20%的工资，三名工人找五名经理讨说法，经理们二话不说就把工人打翻在地。官方的全国总工会不干预这样的事件。韩东方的劳动观察在香港帮助中国工人打官司，多次打赢，但这一百次打赢的官司在中国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