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报指出：“一段时间以来，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对中国经济开放和全球化的兴奋情绪有可能已达到盛极而衰的转折点。要是仔细阅读胡锦涛和温家宝为首的第四代领导人发表的重要文件，就能够看出某种微妙的重心转移。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中，社会问题已明显处于中心地位。一方面，重心转移到了资助受忽视地区以及低收入阶层上，另一方面则对成功地区以及对从新经济中受益的群体提出了表现出更多全国团结精神和自我限制的要求。所有这一切都将在胡锦涛宣布为其执政主要目标的‘和谐社会’宗旨下在未来数年里加以具体化。”

新苏黎世报的文章接着写道：“现在当然还不能说中国经济已出现排外倾向。...但是，对外国企业而言，中国的框架条件无疑将变得困难。跨国公司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媒体批评眼光的仔细审视。它们今天再也不能草率从事，因为，它们的态度、产品和服务都要根据比中国竞争对手远为严格的标准被横挑鼻子竖挑眼。”

“外国人现在还享受的特权很快也将成为历史。中国企业对外国人在华商业活动得到税收优惠待遇的抱怨声越来越响亮。人们已要求在财政上必须一视同仁。对外国投资者提供特惠条件不再被认为是对中国工业发展的贡献，而是一项不公平的做法。在劳动条件方面，对外国企业的待遇也将发生变化。有关方面正在起草一项法律。根据该法，工会将在与剥削劳工现象的斗争中发挥更大作用。该法律适用于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但它首先是针对外来企业的。台湾企业家尤其被视为剥削成性的雇主而声名狼藉。”

“新苏黎世报”最后写道：“外国企业在中国面临的气候转变是总体经济成熟过程的结果。中国今天依赖外国投资和技术的程度已远低于10年或20年前。而外国人前往中国投资的冲动仍一如既往，因此，中国方面也完全可以更为挑剔。此外，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中国领导层已调整了优先秩序。这是一种现在正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转变。与江泽民和朱镕基相比，胡锦涛和温家宝必须更多关注这个巨大国家的社会稳定。‘和谐社会’取代了邓小平快速致富的目标。如果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及社会问题，可以说，这是一种客观的必然性。此外，这一政策路线上的调整也是防止中国过于开放的那种制度上保守态度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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