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许多人感到进展太慢，但中国最近还是有了进步。例如在新闻自由方面，外国记者获得了更大的活动自由。另外，据人权组织报道，自北京选为奥运举办城市后，中国执行的死刑减少了40%。但是按大赦国际的统计，平均每年仍有7500人被处死，包括偷税或拥有毒品在内的七十种罪行都可判处死刑。对中国媒体的控制加强了，未经起诉的囚禁、强行拆迁和劳教增多，这些都是针对奥运和‘清理北京社会’而采取的措施。......

“许多通晓中国的人士认为，非政府组织提出要求，主要是为了在媒体上作秀。他们的理由是，自由化的进程必须从内部形成，全体公民受过更好教育是条件之一，这一过程当然需要时间。”

柏林日报以欧盟提名为“欧洲议会人权奖”得主、为艾滋病患者提供救助的胡佳和曾金燕夫妇为例，说明中国政府在奥运前加强了对民间维权人士的控制和迫害：

“胡佳等人救助艾滋病患者的活动没有获得赞扬，反而受到出卖国家机密的指责。理论上说来，在中国凡是传播官方通讯社没有发表的信息都属于这一违法范畴。与艾滋病疫情相比，北京更怕失去对消息的垄断。胡佳救助艾滋病的活动成了一场与体制的斗争。2002年，警察开始迫害他，他不断受到审问、威胁和刁难。胡佳以中国法律和哈维尔的论点做答复，哈维尔说过：‘让人说真话是一切改革的前提。’2006年2月，他被警察绑架囚禁。他没有受到起诉，却受到要把他扔出窗外的威胁。胡佳坚持不屈，41天后获释，但不久就对他实行了软禁。

“尽管经历了这一切，胡佳对自己国家的未来并不悲观。他认为，中国在今后几年将有巨大变化。他说：‘虽然仍然有很多压迫，但当局已没有论据能对此进行辩解。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警察可以绑架我，但法律上他们手中一无所有，法院也无法对我作出判决。过去，象我这样的人早就永远消失在劳改营中了。’

“胡佳和曾金燕用录像机拍摄了一部他们被软禁地纪录片。他们悄悄地拍摄了监视人员的每天常规程序，这些身着便衣的警察粗俗无比，以游戏和下流行为打发时光。他们乱扔烟头、啤酒瓶和残羹剩饭，搞脏了居住环境，与居民争吵不休。胡佳用他居住的小区‘自由城’把这部电影命名为：‘自由城中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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