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 过去几周，中国再次出现女权运动受到严重打压的情况，除了有二十多个女权运动人士的微博帐号被禁言或删号外，中国的另一个社群网站豆瓣也在12日晚上突然解散了十多个与女权主义相关的小组，声称这些小组“含有极端主义丶激进时政和意识形态的内容”。

同样受到这波打压波及的知名中国女权运动人士吕频告诉德国之声，虽然无法清楚判定社交平台是自发性的或是政府授意后才打压女权运动人士的帐号或小组，但很明显地，现在中国已没有任何社交平台对女性或女权议题友好。

她说：“虽然这些平台的运营丶资金还有流量非常大的程度是依靠女性用户，但它们会不断打压女性观点。它们解散这些群体不会让女权主义者消失。”她认为，他们这麽做的目的是让女性主义的共同群体无法聚集。

吕频强调，不管女性有什麽样的情绪丶困扰或冤屈，她们现在无法找到其他同盟一起发声。她向德国之声表示：“这是封锁这些帐号与解散小组挺可怕的一点。虽然人还是会使用互联网，但人们在网上相互的失散会大大削弱女权运动的力量。”

这波对女权运动的打压，源自于上个月中国女权运动人士肖美丽在互联网上分享在火锅店制止邻桌客人吸菸而起。肖美丽3月在成都一间火锅店用餐时，因制止邻桌客人吸菸与对方发生冲突，过程中她除了受到言语攻击，甚至遭泼洒火锅油。

肖美丽事后将相关视频上传到互联网上，并写下事发经过。她呼吁中国人民不要在公共场合吸菸。在当事人私下与肖美丽和解后，肖美丽的微博帐号却开始收到许多私讯，其中有用户对她做出人身攻击，称她是“女拳”，还指控她为港独。肖美丽出面否认相关指控，但她的微博帐号与网络商店仍被关闭。

女权主义者对打压表达不满

数名中国女权人士开始声援肖美丽，但不久后，他们的微博帐号也开始消失。其中一个被封号的女权运动者梁小门13日在网上发出一篇公开信，表示自从她公开声援肖美丽后，她的微博帐号每天收到上百条与“恶毒与厌女的人身攻击”的相关讯息。她写道：“在没有发布任何违法内容的前提下，我的微博因为大量的网暴和举报而被炸号。”

她表示，自己已在4月13日在北京市互联网法院起诉新浪微博，要求新浪恢复她的微博帐号。她在信中提到：“今天是肖美丽成为‘公敌’的第十三天，微博上已有二十多位女权博主被炸号，数字还在增长；豆瓣上众多以女性为主要成员并且关注女权议题的小组被关闭。好不容易通过互联网凝聚在一起的女性，忽然遭到了全互联网海啸般的打击，被集体噤声。女性好不容易开拓的线上公共空间，被毫不留情地封杀。”

微博13日也发布公开声明回应梁小门的指控，表示梁小门与另外几个女权运动者的帐号发布涉及“违法有害信息”，并重申微博是一个公开的平台，应“容纳各方不同的看法观点”。微博在声明中写道：“但开放不是无序，畅所欲言也必须和歪曲事实丶造谣等行为严格区分。”

在豆瓣也无预警解散十几个女权相关的小组后，不少女权主义者在微博上批评豆瓣的作法，认为豆瓣作为女权主义者最后的庇护所，解散女权主义让不少用户对于未来感到绝望。微博上其中一个网民“Aomine - Tetsuya”4月13日发文写道：“女权主义只是想要平权，但现阶段只能通过女权实现罢了。以先辈为榜样，为女性发声，为自己发声。如若说这是女拳，我接受，这本身没有任何不耻。”

另一名用户“王晰的女人”则认为，豆瓣封锁女性小组不是因为她们的话题内容有多激进，而是因为这些小组背后的凝聚力让某些势力害怕。她写道：“女权主义者应该是当下最团结的群体了，对女权主义者的分化最终就是想让这个群体重新回归原子化。炸的是谁不重要，但这种大规模的炸号造成的分化，才是他们喜闻乐见的。”

吕频：女权运动遭政治污名化

吕频认为，微博在这波打压中与以往不同的作法是，它们不只是单纯删除这些女权运动者的帐号，它们还透过公开回应，给女权运动者贴上一个“政治污名”的标签，而这也是她认为这波打压中最可怕的一点。

她告诉德国之声：“即使我们可以重新注册一个帐号，我们也没有合法性。中国女权运动的社群想建立自己的网站跟小组是为了确保自己跟女权运动的社群是安全的，但现在中国互联网上没有这样的空间。”

吕频表示，现在在中国互联网上被监视丶举报或解散已成常态，女权运动者也一直在打压跟审查的缝隙间去寻找是否有空间继续发展。她说：“微博现在删除我们的帐号，但微信还没开始反应，我们就必须从微信继续发出女权相关的讯息。当微信开始删除我们帐号时，我们会再找下一个平台。我们必须在不同平台的审查政策跟动荡中找我们的机会。”

吕频坦言，当女权运动者只能在网上奔走时，女权运动的组织会变得比以前更困难，而当她们被贴上政治污名化的标签后，社会大众也不敢接触她们，渐渐在社会中产生一种寒蝉效应。她向德国之声表示：“如果我们没有安全空间的话，女权运动者很难建立稳定联系，这也会成为我们生存的常态，但另一方面，女权主义者的人数其实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矛盾跟冲突会越来越激烈，但这不会是最后的战争。”

吕频指出，现在在中国已经很难分辨究竟言论审查是政府授意发起的，还是社交平台自发性执行的，但这些差别在她眼中似乎都已没那麽重要。她说：“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平台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政府所需要的，而这也是他们自己生存所需要的，所以他们这样做也不会付出任何代价。他们是完全站在权力那方，才敢于这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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