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国《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捕事件已发生一段时间了，但至今对该事件的评论未能平息。这件事有其怎样的特殊性？

展江：这当然是一个特别事件。中国抓记者的事件不是很多，虽然国际上对中国新闻自由度有负面的评价，但对记者的抓捕还是相对少的，所以它成为焦点也不奇怪。

德国之声：您在新近发表的题为“愁云惨雾笼罩下的记者节”的博客里提到，"不拿红包的记者要少于拿红包的记者"。从哪些观察可以得出以上结论？

展江：根据我们听到的情况看，拿红包是很普遍的。但拿红包不会导致陈永洲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拿红包做的是宣传，是正面的吹捧，所以不会招致激烈的冲突。陈永洲事件是他涉嫌拿了别人的钱，来批评揭露一个上市公司。我听到的是，不拿红包，也就是能控制住自己的媒体，实在是很少的，中国几千家媒体中，可能只有《南方周末》、《财经》、《财新》非常少的几个媒体能管住自己。所以我敢大胆地说，拿红包的一定是多数。

德国之声：《财新》杂志总编胡舒立发表了"新闻寻租不可恕"的文章并在其中呼吁记者要"自律"。这篇文章引发了很大的反响，其中也不乏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是"自律在先"还是"自由在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展江：我不是绝对论者。我不认为在自由和自律之间，一定要先有完全的自由，然后才能有自律。当然如果要理解正常的自由和自律，它们应该是同时存在的。离开了自由，确实也谈不上自律。中国的媒体有没有自由呢？从绝对的意义上说，同其他国家比较，中国的新闻自由是有问题的。但中国的媒体目前也可以自主地去报道一些社会、经济、文化、娱乐、体育议题。像陈永洲这样的报道，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媒体是有一定的自由度的，在某些方面自由度还很高，比如在体育领域，不光可以大量报道，还可以批评体育界的官员，这里一直比较放开。但在报道高级官员的一些腐败问题上，甚至在一些中级官员那里，会受到限制和阻力。这也是事实。所以不能说中国的媒体绝对没有自由，假如绝对没有自由，也不会出现现在的南方系以及市场化媒体。所以不能因为我们的自由度不够，就不要自律了。此外，中国媒体的腐败已经非常严重，在这种状况下把缺少自主独立性作为理由，很难说服同行以及社会公众。

德国之声：胡舒立在她的文章中谈及中国新闻工作者身受双重压力。第一重压力是从传统媒体到互联网的转型压力。但她没有详细阐明第二重压力。您认为它会是什么呢？

展江：第二重压力很显然就是官方的管制。它由来已久，也是事实上存在的。即便微博最近受到打击和控制，但它的自由度以及外国媒体的自由度，都远远高过中国传统媒体。

德国之声：改革后的30多年间，中国新闻界是否也经历过辉煌的年月？是什么时候？

展江：曾经有过。比如2003、2004年，那是一段新闻界英姿勃发的年月。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官方非常支持媒体作舆论监督，即媒体对官员、公司、腐败现象作监督，当时做的非常好。我曾说过，10年前的记者节曾是多么辉煌！当年CCTV在记者节的专门节目里很隆重地推出了8名"风云记者"，其中的7名是调查记者。

德国之声：如果我们展望未来，中国的新闻将向何处去？

展江：这个问题很复杂。目前，内外的信任危机都很严重。南京大学的周海燕教授撰文指出媒体"寻污"，即媒体揭露的对象肯定是有问题的，但媒体本身也是有问题的，有点在烂泥堆里打架的味道。这是目前的一个现实：媒体自身普遍腐败，腐败的记者和媒体再去揭露别人的腐败。这就陷入了一个奇怪的怪圈。但这同时也是一个机会，即让全社会知道媒体的重要性。我认为，媒体在中国的重要性超过德国和欧洲，在中国，没有议会和其他有效的监督机制，监督权力和腐败真的只能靠媒体，虽然它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媒体同时又是这么烂，怎么办？是否需要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我认为，在目前媒体灾难的境地中，也孕育着契机，即让这个行业重新审视自己，达成一些共识。目前缺少共识。对胡舒立文章提出的批评，就说明了目前缺少共识，或者说共识还很不够。

采访记者：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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