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的现行规定近似禁止将克隆后的胚胎植入人体，但却几乎没有监督可言。科研人员即使知道官方的规定和标准，也可以置之不理，并不承担什么风险。中国妇女对克隆新技术的风险知之甚少，为了获得健康的后代，这支试验主体大军不惜做出巨大牺牲。

很长时间以来，世界公众和中国人自己对人体克隆试验转移到中国进行一无所知，这也许正是中国成为试验地的原因。实际上，格里弗及其中国同事早在2002年初就开始了这项试验。试验的风险很有限：在实用主义的中国，试验取得成功就几乎等于项目获得了追加批准。

但是，格里弗和他的同事不走运。他们从试验对象的子宫中取出七个卵子，克隆并人工授精后植入五个胚胎，但只有三个在子宫壁上着床。为了保证其中的两个胚胎存活，刮除了一个胚胎。但剩下的两个孪生胚胎一个因供氧不足在第24周时死亡，另一个在五周后因自身脐带缠绕颈项而勒死。面对专业人士的批评，格里弗的反应使人难以理解。他说：胚胎死亡属于多胎妊娠的正常风险，技术本身前景无量。”

美国科学家看中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实验室，是因为他们的克隆试验在美国的法律和伦理面前难以进行。现在，中国政府决定制止这种克隆旅行。时代周报介绍了中国的新规定：禁止进行任何形式的人体克隆，禁止买卖胚细胞，严格控制对卵子和精子的研究，不支持有伦理问题的科研。时代周报最后写道：

“中国科学家也许能接受这些限制性的规定。科研界认为，关键是制定明确的法律，这样才能消除模棱两可的状况。没有人愿意中国成为一些有疑虑的研究的庇护所，更不愿意科研可能获得的赢利流向国外。恰恰在中国，保守的政界人士和伦理学家可以找到自己的同盟军。科研领域中的海盗行为表明，在全球范围内设定伦理的底线是多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