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自邓小平八十年代初发起改革以来，大学和研究所的教研人员首次就中国社会主义本质和面貌进行的活跃讨论。‘炎黄春秋’也随之而上：山西党校教授吴敏在三月刊中写道，‘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四月刊刊登了‘陆定一晚年的几个反思’，陆定一提出对党实行公开监督，以遏制腐败和泛滥的官僚主义。吴敏教授在七月刊中论证说，党的权力垄断是今天中国许多坏事的‘根源’。

目前，一个由老干部和社会学家组成的所谓‘新左派’受到人们的注意。他们要求，国家应起更大作用、而不是市场。党史专家徐庆全说，面对社会问题，‘新左派’以自己的观点批判新自由化改革，主张重回毛泽东时代的平等理念。

现在各阵营都在注意不要偏离党的路线太远。常听到的说法是：在中国的条件下，民主革命将导致混乱。所以，谢韬这样有资历的党员以及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这样雄心勃勃的干部都主张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以国家为载体的精英民主模式。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主张，作为向多党制的过渡，共产党应分为两翼，两翼都真正置于宪法之下，开放新闻自由。但他也说，党内现在还没有实行真正变更的意愿，他对今后五、六年并不十分乐观，然而他感到有信心的是，党已不再追求乌托邦式的理想了。”

本周明镜周刊在“两位红色皇帝”的标题下，把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政策做了一番比较，特别提到中国目前“左”“右”两派对中国前途的争论。明镜周刊的的文章最后写道：

“几乎不可想象，当今的中国领导人会真的扭转开放市场经济的政策。不过，共产党中新的老牌毛主义者写给胡主席的信本质上是正确的：干部及其子女变成了资本家，他们常常像支配家庭财产一样，支配私有化了的国家资产。

邓小平式的中国面临的真正考验还在前头。亚洲开发银行认为，除了尼泊尔以外，亚洲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收入分配不均。数千万中国人仍然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全国的社会动荡使北京领导人深感不安，所以他们害怕民主改革。但是，能减轻社会压力的也许正是民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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