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在自己的办公室门上挂个牌子，写上‘中国事务处’几个字。凡是涉及到有关中国的问题，均可先寄给我，再由我转给在中国的耶稣会士。”

1697年12月14日，德国数学家、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莱布尼茨在给柏林选帝侯夫人索菲－夏洛蒂的一封信中这样半开玩笑地写道。从上述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对当时欧洲盛行的Chinoiserie，即所谓汉风，或中国热，略见一斑。

而其中谈到的耶稣会士则在以东学西渐为主的这次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他们的大量报道、论著和通信，中国这一遥远文明古国的历史哲学、文化艺术以及伦理道德，尤其是清代康熙盛世的清明政治，令饱经教派纷争以及战乱之苦的欧洲人惊羡不已，继而转为竞相效仿。

中国热当时渗透到了17、18世纪欧洲人生活的各各层面，特别是实用艺术领域，诸如家具、屏风、墙纸、纺织品、陶瓷器皿、园林建筑等方面。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袁宝林说：“18世纪时，瓷器橱，宝塔，凉亭，中国式庭院，都出现在欧洲的宫殿里，殷实的市民阶层喝着从精制的茶具里倒出来的茶，穿上宽松的从远东进口的丝绸衣服。然而中国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实用艺术上，在当时欧洲的政治，历史，哲学，神学等领域里，这个遥远的帝国都构成了灵感的源泉。所以当时人称，这是他们世界观上的东方风格，并不只是实用美术方面的表现，而是整个在世界观上的一种整个风格。”

欧洲1680年至1780年期间，通常被称为启蒙时代，当时欧洲虽已结束了黑暗、蒙昧的中世纪，但马丁－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更加剧了教派间的激烈争斗，三十年战争使得欧洲的思想家追求一种基于理性的、人道的以及无偏见的认识。他们为了揭露欧洲文化中的偏见和劣性，便借用外部文化来鉴别审视自我，支持其对欧洲文化的批判。

除伏尔泰、卢梭、狄德罗之外，德国的莱布尼茨也是渴慕中国文化的众多欧洲学者之一。柏林工业大学研究莱布尼茨的专家李文潮博士说：

“欧洲这些哲学家、或者一般的学者对中国感兴趣，当时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根据那时耶稣会士对中国的报道，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但非常和平的国家。莱布尼茨认为，一个历史悠久又如此和平的国家，一定保存了很多在欧洲已经失去的东西。在技术方面，莱布尼茨一直认为，欧洲人擅长抽象思维，而中国人在实用技术上应该比欧洲人强，所以他希望中国人能够把他们的经验技术介绍到欧洲来。”

这一时期，欧洲已出版了多部大部分由耶稣会士撰写的介绍中国的著作，例如意大利人利马窦的“中国札记”（1615年），同样来自意大利的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关于满清人占领中国的“鞑靼战纪”（1654年），号称“17世纪中国百科全书”、德国人基尔歇（A.Kircher）所著的“中国图志”，以及法国人白晋（Bouvet）颂扬中国皇帝的“康熙大帝传”等。尽管如此，有关中国的报道和介绍从整体上来讲缺乏系统性，显得有些拼凑和零散，而且不免太过理想化。

然而，莱布尼茨正是通过这些不完全的有关中国的信息以及同前往中国的欧洲传教士的交往，产生了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仰慕之情。李文潮博士介绍说：

“具体为莱布尼茨提供关于中国文化情况的除闵明我（Grimaldi）之外就是研究“易经”的法国传教士和数学家白晋了。1697年，白晋受清朝皇帝康熙的委托回到欧洲，招募传教士和科学家。而正好这一年，莱布尼茨发表了他的“中国近事”一书。白晋在巴黎看到此书后给莱布尼兹写信，对这本书表示赞扬，这样两人就建立起一种通信关系。白晋在北京，莱布尼茨在汉诺威或柏林。这种通信关系成为莱布尼茨了解中国的主要渠道。”

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与长居中国的传教士白晋的书信往来，后来造就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一桩颇具传奇色彩的轶事。这就是莱布尼茨发明的、如今应用于现代计算机科学的二进制与中国“易经”太极八卦排列的惊人相似之处。

莱布尼茨最早提到二进制是1679年。1701年，当时已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的莱布尼茨则首次将“论二进制”的论文作为研究成果提交给了法国科学院，以期发表，但没有引起注意，被搁置一边。

同年2月，他在给北京的白晋写信时，谈到了二进制的问题。而白晋在当年11月4日收到这封信的当天，便马上复信，认为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恰好与太极八卦相符，也就是把阳爻变成一，把阴爻变成零。此外，他还在信中附寄了八卦图。直到1703年4月，莱布尼茨才收到这封给他帮了大忙的信。他这次为加进了八卦图的论文起名为《二进制算术的解说》，并定副标题为"它只用0和1，并论述其用途以及伏羲氏所使用的古代中国数字的意义。

法国科学院收到这份论文后，马上发表在了《皇家科学院纪录》上，而从此以后，莱布尼茨再也不说是他自己发明了二进制，而只是讲重新发现了中国人原来的学问。

莱布尼茨博学多才，其研究和发明成果带来的影响波及逻辑学、数学、力学、地质学、法学、历史学、语言学以至神学等广泛领域。但在面对一个陌生文化的时候，他表现出的则是一种博大开放、谦虚好学的胸怀。

莱布尼茨第一次提到中国是在1666年，当时年仅20岁，最后一次则是1715年10月，即逝世前一年。在其大半生、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莱布尼茨对中国表现出了一个百科全书派学者的极大求知热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便是1689年莱布尼茨与闵明我（Grimaldi）在罗马的会面。

莱布尼兹向从中国回来的意大利传教士闵明我提出了30个非常具体的有关中国的问题，涉及数学、物理、地理、农业、园林、航海、语言、政治和工艺等众多方面，尤其是养蚕，造纸、烟花制作、烧制陶瓷等日常应用科技。柏林工业大学哲学系讲师李文潮博士总结莱布尼茨的这种治学态度说：

“我想，这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莱布尼茨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是和谐，也就是多元和谐思想。所以当他发现了中国与欧洲不同的时候，想到的不是哪一个先进或落后，而是由于存在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不同之处，所以才可以取长补短。第二，莱布尼茨作为一位政治家，他看到的不仅是传教，而且也是一种机会，也就是欧洲与中国互相交流、平等互利这样一个机会。我想这样两点是很重要的。”

18世纪的“中国热”除反映在学术界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交流上，更体现在世俗建筑和艺术表现形式中。位于波茨坦的“无忧宫”便是其中一例。1740年至1786年期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下令在波茨坦的森林湖泊之间修建了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夏季行宫，而其中的六角形中国茶亭和名为“龙之家”的宝塔式建筑，便是受当时中国热影响的典型例子。

不仅波茨坦的“无忧宫”，德绍－沃利茨、路德维希堡、慕尼黑宁芬堡等许多德国著名的巴洛克和洛可可时期的宫殿园林建筑中也随处可见点缀其间的中式亭台楼阁和小桥流水。

然而，将中国风格带入欧洲园林艺术的关键性人物却是英国皇家建筑师维廉－钱伯斯。他于1772年发表的“东方园艺”成为18世纪末欧洲园林设计的典范。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袁宝林说：

“在英国爱好中国自然主义的趣味，与18世纪英国工业发展是分不开的。英国最早进入工业时代，与传统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出现了很大差异。哲学家卢梭提出了“回归自然”的理想，在英国引起了共鸣。由于社会和人的生活异化，令人特别向往自然的情调。在英国流行的中国风于是同浪漫主义结合在了一起。”

如果说，将中国热带入欧洲造园艺术的是钱伯斯，那么在瓷器的爱好和仿制上，德国人则是首屈一指的。勃兰登堡领主、选帝侯乔治－维廉对中国工艺品情有独钟，而其继承人弗里德里希－维廉和他的妻子路易斯－亨利叶特则是最著名的东方瓷器收藏家。

他们在柏林北部的奥兰尼恩堡（Oranienburg）宫殿特意建立了专门的陈列室，那里收藏有三千多件17世纪中国和日本的瓷器。

在制作方面，欧洲的硬瓷则首先是在德累斯顿烧制成功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教授袁宝林说：“德国人首先真正烧制成功了与中国瓷器质地一样的所谓硬瓷。别的国家，如法国和意大利也试图仿制，但均为获得成功。后来，法国也烧制成功，但却是在德国之后几十年。德国是在1709年，德累斯顿一个名叫伯特格尔的化学家，应萨克森选帝侯之邀，仿制瓷器。经过无数次实验，不但了解了中国的瓷土，景德镇的高岭土，烧制温度等技术上的秘密，在欧洲首先烧制成功硬瓷。然后，从德累斯顿迁到了麦森，那里成为德国的瓷器名都。“

17、18世纪风靡欧洲的中国热虽然不免流于表面化，但其留下的痕迹、那些博物馆中的珍品和文物保护对象，却成为人类文明史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样，300多年前莱布尼茨“中国近事”中描绘的这一东方文明古国的图象也是不完整、甚至包含错误的，但这位伟大的德国学者提倡的通过知识交流促进知识增长，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同时又保证文化的个性和多元性，最终在多极中求和谐的思想，在我们今天全球化的时代仍然具有深刻长远的意义。

现代的中国热

事实上，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全球化不可阻挡的趋势，加上信息社会提供的种种便利条件，如今正在发生的中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达到了空前密切和频繁的程度。特别是近10年来，一股现代的中国热又在德国悄然兴起。与巴洛克时期主要体现在手工艺和造园艺术的中国热不同，现在走入德国人日常生活的更是深受东方哲学影响的气功、太极拳、风水和中医。

书店中出现了许多介绍东方养生之道和家居安排的书籍，媒体也大肆炒作，这便使得许多在现代社会中疲于奔命的人转向神秘的东方医学和哲学，以求解除肉体的疲劳，寻找精神的慰藉。一些著名医院，如柏林的夏里特医院等都已设立了中医专科；各种各样的气功、风水协会也应运而生，1996年成立的国际风水论坛就是这样一例。

该协会成员由德国医生、建筑师、室内装饰师、土木工程师、商人和经理等不同行业的人士组成。他们对风水的作用深信不疑，并努力在日常工作中将其付诸实施。设在科隆附近贝尔吉施－格拉德巴赫的国际风水论坛的主席洛塔－拜尔这样看待风水的作用：

“不管信还是不信，风水都能发生作用。比如，在公司里，除了董事会的人，雇员们并不知道使用了风水，但确实生病的人明显减少了，生产力提高了。中国人认为人的命运包含天、地和人三种因素。天指的是命中注定，不能改变的；人指的通过虚心好学、坚持不懈和辛勤的努力等能够达到的，而地则指的是风水。不需要相信，也不需要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只有这三种因素联合运作，才能达到完美的境地。 ”

天地人，阴阳五行，六十四卦，这些乍听起来玄而又玄的概念，却构成了古老东方哲学的基础。西医理论不能解释针灸的效用；精通数学、几何的工程师不能说明风水的道理；气功、太极就是比镇定剂更能减轻疲劳、放松神经，达到恢复体力的目的......凡此种种，事实上都验证了莱布尼茨早在1687年就提出的一个观点，他在给闵明我的信中指出：“欧洲人擅长理论思维，就象在数学中表现的那样，而在实践经验方面中国人却比我们强。”

这位德国学者看到了东西方文化间互补互利的可能性，认为应在“距离遥远的民族间建造一座相互交流的知识与技能的桥梁，最终共同走向一个新的和谐。”莱布尼茨的这种思想虽源自300多年前欧洲的启蒙时代，但在今天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仍具有非常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