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信息日益增长的要求也影响到城市新闻界景观。虽然媒体仍然归国家所有，但经济上却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报纸作为宣传工具得到党和国家金库资助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媒体必须靠自己经营获取赢利。除了经济上的压力，大城市集合区的人们对信息要求也不断增长，象互联网这样非常规性信息源泉的出现，更促进了人们的信息要求。一些报纸为了应对新的时代，采用了富有进攻性的新闻写作方式。在一切与国家新闻检查不发生冲突的领域中，中国的新闻报道与西欧的报章已没有很大的差别。对当局解禁、可以进行审视评论的题目，媒体的看法丰富多彩，例如最近的劳工安全、贫富两极分化和失业就属于这个范围。”

但是，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仍然如履薄冰，文章接着引用世界新闻自由2002年度报告写道：

“报道国家干部和私人腐败事件的记者，越来越有危险。对准共产党权力垄断或影响力大的党魁的报道一如既往遭到严格禁止。由于没有全面透明的新闻法，形势就更为困难了。中共宣传部定期发表报道敏感政治话题的准则，灾难和事故当然也在其中。

从人民日报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可以看出，党和政府领导人对待媒体采用了一种新的方式，要求媒体反映普通人的意见，要‘接近真实、接近群众、接近现实生活’。”

文章最后就中国在“非典”事件中的灾难性信息政策指出，来自三个方向的压力将促使中国开放新闻自由：

“首先，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城市人民的市民化越来越需要符合现代化工业社会要求的媒体。人民需要可靠的信息，不需要宣传，需要不同的看法以及对当局保持一种在健康程度之内的距离，不需要无聊的一锅粥。如果现有媒体不能提供这一切，那么人民、尤其年轻人就会转向新的信息技术。第二，经济改革解放的市场力量要求可靠的信息，中国的经济新闻界已经取得了可观的进步，但中国经济日益增长的完整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缺乏透明度成了经济发展的直接障碍。第三，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在媒体市场上也将留下明显的痕迹。

无论‘非典’给中国的经济和形象会造成多大的损害，但是如果中国的新领导人能在新闻政策上走出旧框框，那么这场危机就从坏事变成了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