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在促成默克尔会见达赖这件事上起了多大的作用？

科赫：我协助达赖喇嘛的代表与默克尔总理的代表取得了联系。我也同默克尔总理讨论过这件事。默克尔女士还是反对党领导人的时候就曾接见过达赖喇嘛。我很高兴看到，她成为总理后依然延续自己的信条，没有改变原有的立场。默克尔女士与达赖喇嘛是老相识，这次他们将再次会面，仅此而已。

您与达赖喇嘛是多年的朋友。您认为他首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宗教领袖，还是西藏自由的象征？

对我来说，达赖喇嘛的意义首先并不是宗教领袖，我和他交往这么长时间，并没有试图互相传教。我是天主教徒，他是佛教徒，我想我们会继续这样作朋友。达赖喇嘛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他代表的西藏民族，决心在他带领下用和平的方式为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斗争。

世界上有许多民族解放运动，有无数流血暴力和死亡。而我们不能因为西藏选择了非暴力，就忽略他们的声音。我们有义务表明立场，这并不意味着与中国为敌。因为达赖喇嘛并不象50年代那样要求恢复西藏的独立主权。他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我希望中国宪法所规定的宗教和民族自决能得到落实。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需要为此斗争，作为西方我们应该传达一个信号，即自由世界在关注西藏，这对中国也是公平的。

您一再要求在西藏问题上同中国政府打开窗户说亮话。西方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到坦率呢？

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大家是知道的。我曾有机会受到中国政府的邀请到西藏访问。这说明，这样的对话是可能的。尽管中国政府希望最好不要谈及这个话题，但现在至少作出了务实的回应，因为他们认识到某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这些问题西方提得越少，中国政治领导层中传统的部分就越满意。而提得越多，中国领导层就越能意识到有必要寻找解决途径，使双方的利益都得到尊重，一方面是中国的主权，一方面是西藏的文化和传统。

今年夏天您到过西藏，并同中国官员会谈。当时是否有机会和藏人交谈，还是说，他们都是事先挑选出来的。

这样的事情上不能抱有幻想。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中央政府集权管理的，民众很大程度上受到监控。前联邦议会副主席弗尔莫女士曾对我说，到西藏去，看比听重要，要通过观察做出判断。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积极的讨论和对话仍然很重要，这对中国体制内部希望对话合作的人是一种支持。我们最终有两个目标，一是同中国发展良好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对人权和民族自决权利的认同不能因此被抹煞。在这个矛盾中找到平衡不是不可能的，当然这很困难，对中国方面也是如此，但我们不能放弃。

有人说，为了不使经济关系受影响，在西藏问题上态度不能过于激烈。您对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我的经验是，中国人对面子的顾及也包含了这样一个方面，他们尊重那些不为一时的表面利益而掩盖自己真实想法的人，那些开诚布公的人。布什总统经常接见达赖喇嘛，但中国和美国照样做生意，只要这对自己有利，跟德国也一样。在对我们有利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同中国人做生意。但不应该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遮遮掩掩，这对双方都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