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您是怎样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的？

马凯：这个主意产生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那天晚上。当时我就觉得，我们西方民主国家内部正在发生一些非常危险的事情。我意识到，特朗普的满嘴谎言、满嘴"另类事实"，其实我都懂。我在专制国家中国、半专制半民主的土耳其生活了二十几年，现在却发现，我们民主国家的民众似乎已经忘记了专制统治者如何系统性地运用谎言。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向大家阐述专制独裁体系的运行机制。又因为我对中国最熟悉，所以我的这本书就主要以中国为例。

德国之声：中国当局对社会的管控与压制，近年来也在不断升级。或许这也是您要写本书的动机之一？

马凯：作为《南德意志报》驻华记者，这类话题我本来就是每天要写的。但是您说得没错，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如今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包括对公民社会打压力度的增强，都是这个国家一场新的剧变的一部分。我们真真切切地在经历一个全新中国的诞生。由邓小平呈现的、我们在过去三、四十年内所习惯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了。如今的全新中国，是人类史上前所未见的，人们还没能了解它。

德国之声：您在书中写道，中国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智能化、数字化专制制度的革命，并且从正反两方面去描述。您是否认为、或者说您是否担心，经历了数字化洗礼的中国模式，会取得对西方的体制优势？

马凯：我当然不希望见到这种局面，我也不认为中国模式会最终胜出。但是它对我们构成了挑战，毕竟这是一种全世界都未曾见识过的制度：数字化的列宁主义专政。而且这种制度还在积极向全球扩散，想要获得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想要制订国际规则。面对这种我们从未见过的全新模式，我们必须睁大眼睛。不过，我不相信中国模式会最终胜出。北京确实拉开了体制竞赛的帷幕，数字化专制对中亚、非洲以及其他地区的新兴国家很有吸引力，但是对于德国、法国等老牌国家而言，中国模式不太可能就突然能超越现有的自由民主模式。在尊重人性尊严的方面，我们欧洲体制当然更好，而在效率以及社会治理层面，我认为西方模式最终也会是更好的形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就不必保持警惕迎接挑战。

德国之声：您还提到了在华德国商界人士所扮演的角色，注意到了他们的姿态转变，并认为他们从前几乎是盲目的。是什么造成了这种转变？

马凯：我所说的盲目，指的是德国商界人士不愿意看清中国体制的本性。他们以前一直不愿意说中国是专制国家。而最近一两年间的姿态转变，并非是因为他们突然变聪明了、变得有能力去认识中国的本质了，而是和他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了触动有关。在中国连续挣了几十年大钱，如今他们也突然被中国体制的本性所冲击，所以这些商界人士就突然认识到了原本不愿意去认识的中国体制之本质。现在他们知道，中国的政治可以凌驾于经济之上，经济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现在他们还突然觉察到了在华外资企业中的中共支部。从前这些党支部不过是在中秋节给大家发月饼，现在突然要求参与企业决策。到了这个时候，德国商界人士才突然惊醒，意识到自己的障眼法已经被现实所冲击，切身利益已经受到了威胁。

德国之声：80年代您还在念书时就去过中国，后来又做了很多年驻华记者，累计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就您个人的观察，如今的中国社会是不是受到政府压制管控最严厉的年代？

马凯：如果撇开1989年六四事件后的那一段时间，我觉得如今中国社会正在遭受政府最为严厉的管控。这种力度的压制，确实是很多年所未见。

德国之声：您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国，搬迁到哥本哈根成为《南德意志报》驻北欧记者。为什么？

马凯：我在中国确实生活了很多年。最后决定搬走，很大程度上也确实是因为北京的生活环境。我有三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我不想让他们在雾霾中成长。同时，我也毫不隐瞒地说，政治环境也是促使我离开的原因。确实，如今的中国正给人以前所未有的刺激感，对西方的重要性也前所未有地高。从纯粹新闻职业的角度而言，我应该继续留在中国。但人总是会疲倦的，所以最后我就写了这本书，把我想说的话都写了进去。这是一本写给中共当局的告别信，也是写给我自己的，好让我安心离开中国。然后我就可以呼吸北欧的新鲜空气，我的孩子们也能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

德国之声：现在您成了驻北欧记者，但还是和中国脱不了干系……

马凯：是呀，我不会不关心中国的。其实这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这个时代。我们不可能摆脱中国，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它的经济早已攸关全球。同时，中国也在国际舞台上提出政治诉求。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不久前对瑞典政府频频喊话。还有丹麦，近期正在考虑禁止格陵兰邀请中资企业在北极地区修建机场。即便在北欧，中国也正在频频登上媒体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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