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叶在轻风中摇曳，雨伞般将Babarossa前的湖塘遮了个严严实实。Babarossa是座落在上海人民公园内的一座咖啡厅。粉色的莲花亭亭立在滟滟的水中，池边翠竹环绕，沙沙作响。汽车喇叭声、轮船汽笛声，夜间也不停歇的城市声浪在亭台廊榭的桌前变得渺茫。

“在我心目中，它是上海这座城的一片绿洲。”Jan Hodok说这是他最偏爱的一个去处。在这人潮汹涌的都市里，大自然好比紧俏商品。身为妮维雅市场部上海经理的Hodok同其它寄居上海的洋人一样，思念绿色。

在上海工作意味着什么？Jan Hodok说，为了这个全球增长最为迅猛的市场，他得10到12小时围着产品研究和广告策略打转。下班后去健身房运动运动，之后和别的外国人一起喝点什么，然后回到自己八十平米大的公寓里，瘫倒在床上。周末他要么去郊外，要么去韩国、日本，以平衡都市的喧嚣。

中国人发明了爆竹焰火。一千年来，他们欢喜热闹的天性并没有改变，对于寂静的生活和大自然的绿色谈不上有多向往。他们的业余时间消磨在步行街，庙宇也可以是近便的休闲区。

三亿人处于这个国家的高收入层。这些新生的中产阶级只认一个理：“你拥有什么，你便是什么（德国人说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投资家对此反应非常灵敏。房地产服务商Deloitte预计：到2010年，全世界十个最大的购物中心中将有7个建在中国。先见识见识北京的金源大厦吧，同一个屋顶下竟然提供上千家出售电视机、手机、电冰箱和服装的商户。光自动扶梯就有230处，泊车位更是数以万计。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资本主义之城上海，一个购物狂人可以整天在一家购物中心流连不出来，而且绝对不会无聊。某超级豪华的购物中心仅购物层就有八层。逛累了，可以去吃麦当劳餐、品泰国竹筒饭或是美味的日本寿司，总之要速度要舒服随便你。此后呢，转去第五层吧，溜冰还是唱卡拉OK应有尽有。

一说起这购物大潮，Jan Hodok就来劲儿。尽管妮维雅的产品比中国同类产品要贵三倍。通过推广新品，比如男性护肤品，妮维雅去年销售额已暴增50％，而今年还将在这个基础上增长40％到45％。不久，德国总部将调派150名工作人员前往上海，公司在上海建立了一座大型生产基地。不过，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进军中国的妮维雅也面临非常强劲的国际竞争对手，比如薇姿、雅漾也正大举杀向中国。

西方品牌在中国很受青睐。“许多中国女性付出月收入的四分之一用于皮肤护理，”汉堡来的他介绍说，“过去，美丽是禁忌话题，如今它变得尤其重要。无论男性女性，美好的外表犹如求职的敲门砖，帮助人们成功迈出职业生涯的第一步，使升职机会更多，以早日实现年轻一代期盼的小资生活。”

Hodok称未来的中国是“一代中国人的未来”。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接受良好教育之后在跨国公司里从事着收入丰厚的工作。他们不仅是妮维雅的目标群体，也被可口可乐和薇姿等数不尽的企业锁定。尤其城市里的青年一代，40年前的文革、“资本主义走狗”在农村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牛棚里的改造他们仅仅限于耳闻。

中国人当然不仅仅沉迷于购买德国面霜和美国可乐。13亿中国人中有4.26亿使用手机，汽车销售商80％的营业额来自于私人顾客。过去中国人喝凉白开和茶水，如今是在星巴克会面。星巴克咖啡光在北京就开了50家分店，这已高于其祖国的华盛顿。一个Latte Machiato要价不少于2.5欧元，但是中国顾客还是“喝”此不疲。中国北方的农民为了这杯咖啡可得工作上两天。

都市生活的灯红酒绿只是硬币的一个面，另一面，是八亿农村人口在贫困中挣扎，仅去年就有五千万农民离开了农村，汇入民工大军。他们背井离乡，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在工厂生产线上忙碌，在建筑高楼的工地上劳作。家乡的子女、姑舅老表们是国家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的保障。

政府对于不断加剧的收入剪刀差和工人农民多次的抗议开始有所反应。今年，国家投入了340亿欧元，用在基础设施、教育和卫生体系的建设。另一方面，国家针对昂贵的汽车、高尔夫球运动用品和游艇开征奢侈消费税。

然而，这不过是真正的富人万贯家财的九牛一毛。奢侈消费研究者Rubert Hoogewerf预计，毛泽东的故国成长起至少五十万名百万富翁（以美金计）。同5年前相比，这一数字增长了十倍。而四分之三暴发的百万富翁是房地产商。

城市里车行慢如蜗牛，令人惊奇的是，私人轿车的销量却节节攀升。"目前Maseratis车卖得很不错。”一位意大利运动车销售商对自己的工作业绩十分满意，他的车行离上海人民公园不远。

私车不是唯一的玩具，新富阶层的另一大兴趣是旅行。这些年上海富豪们首先是品味欧陆风情，北京的则多半飞向美国。当然也可以直飞富有异国风情的海南岛，同沙滩和海水亲近。

不过室内泳池更受中国人的欢迎，“中国人崇尚肌肤如雪。”Hodok说介绍说，迎合这一市场需求，妮维雅不再像在欧洲那样致力于制造小麦肤色，它的美白产品甚至比抗皱护肤品创造了更高的价值。

另外一个有趣的市场现象是，中国的老年妇女对美容用品似乎免疫。历经共产主义的考验，她们既无那个闲，也没那个钱。“她们有别的担心。”Hodok说。社会主义中国变了，它成为了一个只是少数人承担得起的国度，多数人则一如既往无法消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