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宣传部历史上名声就不好，被称为“思想沙皇”。陆定一老部长概括为，中宣部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今年批判这个人，明年批判那个人。从批判文艺界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到批判自然科学界的生物学的摩尔根、化学的共振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都有中宣部的粗大黑手的介入。只有短暂时期曾任宣传部长的朱厚泽被誉为最好的部长，他留下了“宽容、宽厚、宽松”的人性的名言，也因此被赶下了台。到了21世纪，文革发动已过去45年了，中宣部仍旧以思想沙皇的身份，打压言论自由，一而再、再而三严令媒体不得报道、评论温州动车事故，报刊、电视上的热门新闻突然间销声匿迹了。老百姓无从知道事故真相、处理过程，以及高铁的隐患和教训了，失去了知情权、参与权。中宣部的权利太大了，超越了宪法和党章，企图垄断思想与舆论，打压一切不听指挥、坚持正义、真理和良心的媒体与新闻工作者。权为民所授，什么时候人民给予中宣部如此大权？最高权力机关——人大没有授予中宣部垄断思想意识形态的大权；政府内设有新闻出版署，应由国务院领导，而不归中宣部管辖；党代会、党章也没有授予中宣部打压言论自由的权力。因此，中宣部应当自觉地从“思想沙皇”的僭权地位上退位，把伸得太长的手缩回来，管好中宣部应当管好的自己应管的事，党要管党！

中宣部理应做好的分内之事，就是党要管党，要教育和管好共产党高级干部思想这件头等大事，应正名为“党内高干教育部”，而不要眼睛向外，打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而要查看内部：教育防止党内高官“自由资产阶级化”，共产党高官自由地腐化堕落成极端自私自利的权贵资产阶级分子，成为贪污腐败的刑事犯。中纪委处长李永发撰文在《炎黄春秋》2011.08期上公布了一个地委书记的内心自白，这位高干罗萌国原任广东茂名市委书记，被检察机关刑拘后，公然扬言：“我要是真进去了，茂名官场就没有一个好人了。不腐败不是官，像我这样级别的，谁不能供出来百十来个人？我是腐败分子，我的上任不是吗？我敢肯定，我的下任绝对还是。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反腐败吗？”好一个“腐败分子反腐败”、“上任、下任绝对是腐败分子”的结论，对于从早到晚反复宣传“三个代表”的中央宣传部，这个贪官自白对于丁关根作出的我们党始终是“三个代表”的结论真是个尖锐的讽刺。我们相信，这位一个代表也不代表的高干书记平时一定在党代会上、党课中高唱“三个代表”。我们也知道，江西省副省长程长清，这位贪污犯被枪毙之前，他拥有“三个代表典型”之类的崇高称号，因为他讲“三个代表”讲得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在贪污事发被判死刑之前，在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中，讲他的成长史，他的“三个代表”学习心得，都是讲的津津有味的。至于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陈良宇在判刑入狱前的“三个代表”、“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报告，更是讲得顶呱呱的。我们的思想沙皇中宣部，恰恰没有对这些高干进行最基本的教育：贪污腐败绝不是“三个代表”题中应有之义，贪污绝不代表先进文化，也不代表先进生产力，更不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一个代表也不代表。教育者应先受教育，建议中宣部集中力量教育党的高干，党要管党。其身正，不令自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中宣部可以更名为党内干部宣传教育部，先教育好自己的高干，别只当打手。

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现在中宣部的宣教方式实际上为党培养造就了一批表演绝佳的政治两面派，思想上双重人格的两面人。在机关、在会上、在文章中，这些双重灵魂的高官表面上是宣传“三个代表”的好手、正人君子、优秀党员、第一书记，；但是，骨子里在家中行贿者面前、在情妇石榴裙下、在权、利、名、色面前是“自由资产阶级化”的贪官、淫棍，思想品质、道德极为低下的人类渣滓。这样的满口仁义道德、真正男盗女娼的灵魂上的两面派，正是中宣部的两面派方式宣传教育下的必然产物。因为，中宣部本身就是两面派；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两面人，中国明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偏偏说成是社会主义，还想逼使老百姓承认：头上长角的梅花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革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浩劫是“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任务。这种自欺欺人的中宣部式两面派的教育必然培养出一茬又一茬可持续发展的党内高官两面派，出现腐败高发态势下与时俱进的具有双重人格的特权阶层。这将是未来党史必将记录的中宣部的重要政绩，可惜是不光彩的，但这是史实。

作者：姚监复

作者简介：姚监复，1957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曾任中国农机研究院工程师，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工作研究室研究员。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协作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