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与10年前的40週年纪念相比，当时中日关系历经钓鱼台（中国称钓鱼岛）被日本国有化等问题，两国间摩擦再起，一度引发中国内的反日游行。

在50週年之际，中国也2022年年初通过“海警法”，并且加大巡视钓鱼台附近海域的力道。今年以来，被日本列入“入侵领海”的次数高达20多次，附近捕鱼的日本渔船也常常受到中国公务船的骚扰。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后，中国更高调宣布在台湾周边举行军事演习，8月4日，多枚弹道飞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引发日本高调抗议。岸田文雄首相也以“缺乏祝贺气氛”，对出席庆祝活动予以婉拒。

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专长中日台关系的河崎真澄对德国之声表示：“自8月4日起，中国明显被证明是对日本进行‘敌对行动’的国家。即便到了‘50週年’之际，日方当下也只能做出冷淡的反应”。

河崎教授补充说，原先日方提到的“台湾有事”只是假设，但军演造成的“有事”的既成事实已经无法抹消，他认为，“中国必须对影响日本、影响国际社会的问题承担全部责任，这与5或10年前都绝对不同了”。

从一度友好到疏离

中日关系在疫情之前一度有逐渐缓和的迹象。前首相安倍晋三在2018年10月访问中国后，2019年6月的G20大阪高峰会上、以及12月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安倍晋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人都有融洽会谈，2020年春天，习近平曾很有可能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

然而，一切的交流都在新冠疫情发生后嘎然而止，2022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后，中日两国已经近乎无交集。东京大学教授，专长东亚国际关系史的川岛真在《读卖新闻》采訪时提及，“日本现在对中国态度比美国还严厉，主因在于日本自民党议员或是舆论等直接对中国批评风潮甚大，让两国外交窒碍难行”。

川岛认为，“提高日美安全保障、抑制中国，但同时回避军事冲突”，这一模式似乎是日本唯一出路。

河崎则对德国之声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信息很明确，“但我最感兴趣的，是（习近平在电报提及）中日之间应该构建顺应时代潮流、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日中关系。换句话说，日中之间的权力关系，包括经济和军事力量，似乎可理解为日本应该承认50年来，随著中国逐渐强大，主从关系也出现改变”。

不过河崎称，国家关系中本身没有主从关系。如果不能建立互利的战略关系，日本与中国就很难加强合作。与之相比，今后日本官民跟中国恐怕会愈来愈疏远。

经济安保能否承受？

此外，在现今局势下，日本也加强“经济安保”作为国家战略方针。9月29日东京的庆祝酒会上，日本主办单位“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会长十仓雅和对媒体说，“国际情势日趋复杂，不透明感渐增。望两国领袖可以带头开展高层级对话，在明确双方之意、相互理解后持续推展经济交流”。

50年来，中日两国贸易总额已增长近100倍。1996年中国对日本的投资总额仅100万美元，2021年已达到8亿美元。

河崎真澄却认为“有必要从50年前中日外交关系、当年日本民众和日本企业‘对中国的幻想’中先清醒过来”。当年日本在经济上给予高额对华贷款，一度创造良好经济交流。但在50年后，中国的经济在疫情下持续疲软、人民币不断下跌、房地产下滑，对日本来说已经不是很的投资对象。

川岛真则是在接受《读卖新闻》访问时称，中国作为过去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本身就有很强的依存关系。“政经分离”过往也是日本对中贸易的主轴，但他也称“现在日本有著经济安保的方针，要做到政经分离已经很困难”。

川岛认为，如何跟未来的中国相处，日本政界意见仍莫衷一是，他称“日美过去认为让中国经济发展，政治与安全保障也能有一同的共识等，如今在50年后变成‘误判’，必要吸取这种教训才能前进”。

竞争同时还能共存？

对于未来的日中展望，日本驻美国大使、曾担任六方会谈日本代表团首席代表的佐佐江贤一郎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时称，“日本深化与中国对抗并非上策。双方或许可以从利害共享上合作”。

佐佐江认为经济方面，日常贸易和投资应继续发展。不公平的贸易行径可以透过谈判一定程度上解决。而先进技术方面一向与中国军工产业息息相关。加上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军事密不可分。考虑到经济安全，这方便必须慢慢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河崎真澄则对德国之声表示，一切取决于中国的政策走向。他称：“包括香港、维吾尔人等在内，对人权的压迫一但持续存在，并在外交和军事上无视国际法，那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将愈来愈多地被切断”。

对比5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已经高出日本三倍以上，军事实力更是压倒性在东亚称雄，日本已经无法单独制衡。在中国倡导“新时代的中日关系”下，该如何发展？其脉络仍是未知，未来中日双方“下个50年”的道路上或许持续是险峻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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