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可能为外国企业和个人带来更多法律风险的反间谍法修订案，于4月26日在中国的“橡皮图章议会”全国人大得以通过，将于2023年7月1日起施行。新版反间谍法扩大了法律涵盖的范围，将任何当局认为涉及国家安全的事项都囊括其中，同时增加了政府搜查、扣押和实施个人出入境禁令的权力。

中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主任王爱立介绍，新版反间谍法完善了间谍罪的定义和相关政府机构的职责。这是反间谍法自2014年出台以来的第一次重大修改，重点关注国家的网络安全。

虽然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认为，这些修正案可以帮助保护国家安全，但一些专家认为，这些变化反映了北京对他们所说的“颜色革命”的深切恐惧。“反间谍法最重要的目的是防止中国可能发生颜色革命。”中国法律学者滕彪告诉德国之声说，“反间谍法中的许多核心概念，如国家安全，都没有明确的定义，也没有明确的范围。在实践中，中国当局可以利用该法来压制持不同政见者、人权活动家和公民社会。”

滕彪认为，自习近平于2012年上台以来，中国的公民社会一直受到严厉打压，而且将面临进一步的压制。滕彪警告说：“还能捍卫基本权利的异议声音非常少，而且有迹象表明，这些微弱的独立声音可能会遭到进一步打压。”

外国企业和公民可能面临更大的安全风险

除了加强对国内公民社会的镇压，一些分析家担心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可能会增加外国公民和外国企业在中国面临的安全风险。在过去几年中，至少有数十名外国公民，包括17名日本公民，因与间谍有关的指控在中国被拘留。

以间谍罪在中国被指控的一些曝光率较高的外国人士包括两名加拿大人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迈克尔·斯帕沃尔（Michael Spavor）、澳大利亚记者成蕾、澳大利亚作家杨恒均以及日本药厂安斯泰来制药（Astellas Pharma）的雇员。这些以间谍罪指控事件接连发生，人们越来越担心外国学者和企业人士在前往中国时可能面临未知的风险。

东京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阿古智子（AKO Tomoko）说：“在修订反间谍法之后，像我这样的外国学者将尽可能避免去中国，因为连社交媒体上的评论都可能被中国政府视为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

尽管中国在三年清零防疫政策之后，正试图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和外国游客，但中国法律学者滕彪认为反间谍法正在向外国企业和游客发出警告信号。“许多外国投资者已经从中国撤出，而许多外国学者或记者由于安全原因对返回中国感到担忧。”他告诉德国之声。

其他观察者说，中国政府希望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而外国企业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其间矛盾反映了中国领导层的“傲慢”，因为他们似乎认为，他们可以在维持一个半活跃的商业环境的同时，对他们希望加强控制的某些领域进行打击。

“他们无法做到这两点，而且这一点对他们来说将越来越明显。”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印太安全倡议的高级研究员罗伯茨（Dexter Roberts）说，“海外企业可能不再愿意投资于某些中国公司，因为无法弄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业务，以及他们的真实性如何。”

最近几个月，一些美国企业成为中国当局的目标。美国尽职调查公司美思明智集团（Mintz Group）被迫关闭其在北京的办公室，同时警方拘留了五名中国员工。上周，美国管理咨询公司贝恩公司（Bain & Company）表示，中国警方对其在上海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进行了盘问。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R.Nicholas Burns）周二对中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表示担忧，称其有可能使尽职调查等常规商业任务成为非法。

他在华盛顿特区智库史汀生中心举办的活动中说：“希望我们能在这里（中国）有一个环境，让美国商人、记者和学者感到安全，如果他们在中国这里经营，他们可以做他们的本职工作，而且不会受到这种恫吓。”

随着反间谍法成为外国公司在中国维持正常运营的障碍，来自大西洋理事会的罗伯茨告诉德国之声，长期影响将对商业交流非常不利。他说：“想要驻扎在中国的外国高管越来越少，特别是如果他们的业务可能是潜在的敏感问题。”

中国禁止出入境的人数不断增加

修订后的反间谍法进一步授权中国当局对个人实施出境或入境禁令。与此同时，一份新的报告显示，任意实施出境禁令的做法在中国已变得越来越普遍。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在这份最新报告中说，“中国已经扩大了出境禁令的法律范围，并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些禁令，有时是在法律规定之外。”

根据该报告，“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出境禁令。而美国学者卡尔（Chris Carr）和沃尔德森（Jack Wroldsen）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发现，1995年至2019年期间，至少有128名外国人在中国面临出境禁令，包括29名美国人和44名加拿大人。

经路透社调查，从2016年到2022年，涉及出境禁令的案件数量增长了8倍，其中包括一名为美思明智集团工作的新加坡人。

中国法律学者滕彪告诉德国之声，反间谍法和其他类似性质的法律，包括国家安全法和互联网审查法，都是为了加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权力而制定的，这使得中国更加威权。

“由于这些法律，也由于习近平上台后引入的秘密警察和高科技监控等其他手段，中国再次成为一个极权国家。”他告诉德国之声，并认为这些非法律手段和法律措施正在中国形成一个新的极权主义控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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