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1987年出生的李宁，来自山东烟台的龙口市，在中国也考取律师资格。考律师的初衷，是要替母亲申冤、看懂跟母亲有关的卷宗；原先就读不相干文科系的她，在大学生时期遭逢巨变。

李宁说，她的母亲2009年因上访北京，被家乡龙口的政府、公安、法院、信访和东莱街道的“私设黑监狱”活活打死。这件事彻底改变李宁的人生。

李宁回忆过往，仍是历历在目。她对DW表示，母亲李淑莲原先是个商人，在山东龙口当地有个小企业，做得算是有声有色，但也因此遭到当地工商局跟市场发展局的领导索贿。有次没实时给“保护费”，政府就把水电关掉，还恶意放水浸湿仓库，让她母亲损失好几十万人民币。

“我妈原先还说，就别跟官家斗了，好好经营就好，她就忍下来。”结果官方反而变本加厉，刻意封锁他们店，强迫取出钥匙，把店内所有值钱东西都搬走。最后母亲受不了，决定反应问题，从2002年上访，最后还上访至北京，一路下来过了7年。

2009年6月28日，李宁称法院雇用十几个黑社会人士，殴打她的母亲跟另一位随行的女士，将其赤身裸体抓回龙口。李淑莲从未受过这样的屈辱，连家都没回，借了双鞋跟借点钱后，当天又直接返回北京报案。

李宁回忆，当时还在北京念人民大学的她，还有去看过母亲，结果不久母亲再被龙口当地人士“截回去”。“我还打给北京当地派出所，他们说母亲被政府人给接回去了，想不到还要了她的命？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她不过就是个上访的人。”

母亲上访时，正逢共产党“60年大庆”。李宁自己推测，可能是这样、加上上访后当地政府会被扣分等，让政府决定下重手。无论原因如何，李宁一家换来的是一具母亲的冰冷尸体；政府说，她母亲在龙口的宾馆“畏罪上吊自杀”。

女大生一夕遭逢巨变

李宁本来是个正常不过的大学生，就学时还是共产党党员，立志加入公务体系服务，结果家庭遭逢巨变，让她难以接受。母亲过世前，母女俩还开心地庆祝母亲生日，直到母亲过世，当时22岁的李宁才知道母亲在龙口受了那么多委屈。

为了替母亲维权，从2009年起，李宁就继承母志，决定要替死去的母亲喊冤。

李宁一开始上网抗议、投稿各大论坛与博客，甚至在2012年一度在天安门“裸跪”，吸引许多独立调查记者的注意，李宁也成为维权界的知名人士。好几年的上访，换来很多次刑讯逼供、甚至被送“精神鉴定”；而龙口地方法院也经不起外界关注，终于将李淑莲之死“立案”，但拖到2017年才正式开庭。

李宁是在8年后首次看到母亲判决的卷宗，才知道有4位保安人员已被判决，才知道是龙口政府高官开会要把她母亲打到屈服。她回忆：“我妈妈被关在南山集团宾馆的黑监狱里，整整一个月，他们还有排班表、接送、专门实施暴力。”然而，屈打成招怎么秘密进行？几个保安执行？这些都没有交代清楚。

因为母亲的案件，李宁被打成“社会边缘人”，原先任职的单位解雇了她。

“我在国内一刷身分证就是列出‘极端人员’，因为上访连找工作都有困难，公司领导都会被事先打招呼。住的小区被安装摄像机，盯著你出门，有民警会单独‘照料’你，我彻头彻尾成为危害红墙里的人。我发微博、警察上门，为妈妈喊冤、警察再上门。”李宁如此陈述赴日本前周而复始的生活。

政府一度要拿钱跟她私了，价码从50万、100万人民币不断往上开，就连父亲跟哥哥都劝她别再跟官府为难，但都被李宁拒绝了。她回忆：“当地政府无数次来做思想工作，希望拿钱摆平，他们就说‘你再怎样，你妈妈都不可能有结果的’，这8年来就是无数次要给我钱。”

为此，李宁一度陷入绝望。“我每天能做的就是把今天申冤的事做完，然后期盼明天活下去。我都不敢想未来，我没有未来了。能吃饱、喝足，帮妈妈反映了就好。”

以前李宁认为，人权只是纸面上、没有实质意义的东西，每天能活著就是最大奢侈；直到2018年，李宁母亲的案件在维权律师帮忙下一审、2019年二审。

不过，判决依旧认定李宁母亲是遭到殴打折磨后轻生，最后形式上判了7个人轻罪。李宁认为，许多真相仍没有被揭开。她看到母亲被打得面目全非的照片，心想绝对不是自杀，“尸体是会说话的”，至今仍不让母亲尸体火化。

李宁认为政府捏造不实证据、想怎样判就怎样判，包括法院、信访局跟公安局等很多高层责任都未被追究。

“他们让我妈妈写检查、写不好就毒打、上手就揍、戴上黑头套，完全就是黑社会，他们在山东当地权力大过天。”虽然说案件程序上告一段落，但是李宁仍在走法律申诉。她感叹一切比登天还难，申诉更是难上加难。

前往日本看未知世界

经过多年的司法缠讼，李宁表示已经身心俱疲，决定出去看看世界。2019年她先到日本旅游一次后，决定提出留学申请。DW记者问及为何想到日本，李宁不假思索地称：“因为日本是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了！”

当时李宁已经30多岁，自嘲是“高龄留学生”的她认为留学成功机率不高，但还是在努力申请下得到留学资格。她原本预计2020年4月入学，怎奈却碰到新冠疫情，让她一耽搁就延了2年。“这段期间都在北京，就是焦虑地等待，拿到在留资格，但何时能入境都不知道，国门没打开下，就一直在焦虑。”

总算在2022年4月，李宁赶上了留学机会，跟著丈夫来到日本。李宁在申冤同时，在律师事务所打工学习，自己也在2021年考取律师资格。她苦笑说自己是久病成良医，“自己必须要懂法，才能主张自己权益，我曾是当事人，所以可站在他们角度，我可以知道他们要什么”。

来到日本后，李宁最大的感触是有了真正的人身自由。“我在东京的时候能睡得著觉了，我在国内听到敲门声就会发抖，心脏就提高到这里，”她指著自己的咽喉，表示敲门当下心脏的巨大压迫感。

不只如此，李宁找房子、租房子时，也感受到真正的法治。李宁说，到日本竟然会不适应找房订房，“所有条款都是保障住户的，在国内住户是可随意被驱赶的、随时无家可归；这边是只要按时交租金、守法，房东就不能乱赶人的”。

过去没有在自由民主国家生活过的李宁称：“我视野真的不同了，经历以前30多年人生都没经历过的事。原来在民主国家，警察是不可以擅闯别人家的，这是我体会到公务员对人的尊重。我被抓过、被打过、被刑讯过、被坐老虎椅过。所以两边我都深刻体会到，很不一样的感受，冲击太大了。”

李宁在日本上大学之余、也学好日语。“国内我也是学法律，进入大学后就一起上课，学习日本法律，先把学上完、把法律学好。我口语还是蛮差的，但阅读还可以，很多日本朋友中文很棒，还是常跟他们说中文为主。”

李宁在过去最迷茫的时候，许多法律专业人士给她意见，她最后考司法考试，也是希望透过自己去帮助更多中国人。“我也想来日本先学习，现在在大学学日本的法律。”她感激地称：“不是我选择日本，是日本愿意给我机会。”

持续在大使馆前维权

就算移居日本刚开始人生地不熟，连电车都不知道方向，李宁还是先厘清如何去东京都中心的中国大使馆。赴日半年后，她开始每天去大使馆前举牌抗议，替妈妈的死讨公道。

这段期间，李宁每天都在中国大使馆前录影直播。“打死我妈妈所有官员，都还在逍遥法外、有人还当上检察院院长，但这些人没有负责。他们的造假，我都是在庭上拿著卷宗、经过法庭跟他们念，质疑为什么这些人能逍遥法外？”她认为这样的判决草率，且没有完整给交代。

李宁的抗议一直更新X（旧推特）到2024年2月中旬，直到她怀孕。“我抗议将近8个月，直到后来我怀孕、生孩子，才先放弃抗议，之前无论台风、暴雨、我都去抗议，大使馆都会看到我的身影。”

李宁自认从来就只是维权，替母亲的死争取公道。“我就是要政府给我个说法，人的死不是给钱打发，如果大家都拿钱，那谁都可以被消失。人生就是40、50、100万，就是一个数字。那后面家庭谁关注呢？我妈妈培养我成一位大学生，她给我很大影响，我不愿意这样，所以我才出来。”

第一次当母亲，李宁称精疲力尽，也重新理解母亲的辛苦。如今她跟先生轮流照顾孩子，希望等将来孩子大了点后，继续替母亲申冤。

过往日复一日地前往大使馆前抗议，DW记者问李宁，会觉得自己是极端的人吗？李宁斩钉截体地回称：“这都是我的权益，权益要一直坚持，一个生命不能就这样消失。”李宁自认只是维权人士，还不到有理想的民运人士：“我们都要先维护自己的权利，如果自己的都先放弃，更何况其他更大口号呢？”

从过去的维权人士，李宁现在也跟已故母亲李淑莲一样成为“维权母亲”。一场巨变让李宁15年来有了重大转变，但不变的是，直到最后一刻，她都会守在前线，要求政府替母亲的死给个真正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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