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在寥寥几个亚洲国家谈得上无限制的新闻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同样很少。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在民主社会里，才会有讲话与书写方面的言论自由，同理，新闻自由是民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亚洲是如此的广褒，而新闻自由无限制的国家与根本没有新闻自由的独裁国家之间的差别也是如此之大。给自由新闻提供正面样板的是诸如日本、菲律宾、韩国这些国家。台湾一段时间来也能够以新闻自由为荣了。

中央帝国的情况则比较阴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存在新闻自由，印刷媒体如此，所有电子媒体同样如此。强力压制信息和新闻会带来多么大的恶劣影响，已经由过去几周内对待非典型肺炎事件的做法示范性地充分显示：对问题的存在长时间内三缄其口。后果是严重的：防病抑病成为不可能的事。

现在，由于中国人民失去了对政治领导层的一切信任，剧烈动摇了共产党的统治，国家和党作出了一个转折：放弃原则上压下所有与此有关信息的做法，命令公开不久前还不允许的有关信息。也许这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向全面新闻自由的第一个小步子。

当然，至今在地方的层面上，在窄小的范围内，已经可以对错误展开批评。一个城市里的腐败案，个别官员的无能，或者一个省内商品的缺乏，都允许报导了，前提是不至于触及共产党的权力地位。所有的书、报刊文章评论、广播和电视报导都由国家，更准确地说，由党进行控制。其结果：中国是记者被捕最多的国家。

中国认为，所有媒体要服务于教育人民大众。但电视节目里的娱乐节目比例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加着。因为，电视台越来越需要靠自己来赚取自己的资金，因此高度重视广告收入。一些电视台，尤其在富足的沿海地区，显然为自己积累了相当多的财富。

在操纵媒体方面，中国领导层完全明白，信息对国家的经济建设是多么重要，而他们的权力地位从长期看也取决于国家的成就。但在另一方面，共产党的干部们害怕恰恰是通过这些媒体失去对民众的控制。这个两难窘境在中国的互联网媒体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上网作为现代化的一个手段，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推动。目前有约6千万中国网民，这个数字还在增加。但只要在中国网络上出现领导层感觉不舒服的内容，这些网页就会被封。这一新闻把关在两年前也触及了德国之声中文网。引起这一不快事件的估计是对那些把所谓天安门文件从偷带到西方并在西方发表的一些人的采访。

互联网在整个亚洲的意义目前还不能估计过高，尤其是就其推广面而言。据说亚洲只有约3％的人上网。但这些从学历和出身阶层来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具有特别影响的。

缅甸的军事独裁政权对所有媒体施加着一种特别严的控制。但在其它亚洲国家可以观察到一种国家对媒体的控制逐渐放松的迹象。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媒体受到不同的待遇。

电子媒体，尤其是电视，但也包括广播和互联网，在越南、老挝、柬埔寨这些国家受到严密的控制。报刊拥有一点儿批评的空间。这种区别对待的原因在于不同媒体作用力的强弱。电视图像和广播也能为文盲（亚洲的文盲比例还很高）所接收这一事实，使广播和电视特别受到监控者的注意。

印度尼西亚在推翻苏哈托独裁政权后出现了五彩缤纷的媒体群落，但即使在这个国家，私人广播台虽然可以播出以娱乐为主的节目，但政府强迫他们的新闻节目采用首都雅加达中央的内容。而这些新闻是受到控制的。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些“民主国家”，国家的和私人的媒体必须严格遵守固定规则。比如，不能对种族和宗教发表负面的言论。这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想要以此来使那里众多的民众群体保持一种似稳非稳的平衡。

高度美国化的泰国媒体尽管享有一切自由，但任何记者都不可以越过一个禁区：王国的统治者－国王普密蓬和王后诗丽吉的名字是神圣的，即使要提到他们的名字，也必须使用最尊贵的修饰词。

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次大陆上留下的新闻自由传统在今日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留下了痕迹，尤其在印度的报刊中。但巴基斯坦的出版商和编辑不时身遭国家监督之苦。孟加拉的报纸记者们也常有此感。

这个地区的新闻自由之光是有斑点的：所有这三个国家的电视和广播节目都受到政府的控制。在印度虽然出现了第一批私人广播电台，但他们的节目是受到节制的。它们不可播出民族和政治方面的内容。巴基斯坦同样如此。孟加拉情况类似。孟加拉更甚的是：孟加拉的电视台经常受到国家的折磨，政治家对哪些节目内容不满就会大做文章。

阿富汗百废待兴，在新闻媒体方面出现了两大政治潮流。一派人要求媒体遵照伊斯兰法，那意味着将来所有媒体都受到伊斯兰教规的限制；而另一派人追求完全的新闻自由。西方国家正在致力于使阿富汗走向新闻自由。从2002年8月10日，阿富汗国家电视台ARTV每天晚上播出德国之声电视台的国际新闻。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伊朗的新闻媒体生存在伊斯兰法规中，受到严密的控制。唯一的例外是互联网，许多新闻、信息在为数众多的波斯语网站上刊登与交流。德国之声的波斯语网站也深受重视。德国之声波斯语广播内容经常为伊朗波斯语网站引述。

（君特尔.克纳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