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当联邦德国总理首次访华时，中国对德国人来说充满了神秘感，因为有关中国的可靠信息实在是太少了。1975年，时任德国总理的施密特在北京同毛泽东及周恩来总理举行会晤。施密特后来回顾访华印象时表示："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国家：那时，中国拥有八亿人口，甚至有可能是九亿，因为没有人知道确切的人口数字。尽管这个国家的文明史长达三千年，比我们悠久得多，但是在工业领域和现代化进程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弥补。"

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个铁幕后的神秘国度很快就成了一个很受德国欢迎的伙伴。八十年代，大众汽车公司作为第一家外国汽车企业在中国开设大型工厂。当时，大多数西德人都认为，中国推行的经济改革政策是社会主义阵营中发出的一种理智信号。然而，1989年六月发生的事件，却使人们的期望荡然无存。对天安门广场和平示威的血腥镇压令整个德国社会和科尔领导联邦政府震惊不已："我们同世界各地的所有中国人一样感到非常痛心，我们也同世界各地中国的朋友们一样，谴责这种毫不掩饰的、倒行逆施的压迫行径。"

同其他所有西方国家一样，联邦德国也冻结了同中国的关系。然而，仅仅几年之后，科尔总理的对华政策就出现了变化。他主张同中国发展紧密的经贸关系。施罗德继任总理之后，也延续了这一对华政策。直到默克尔当选总理之后，中国的人权状况才引起了更多的关注。默克尔总理同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会晤，引起了北京的强烈不满。这一次是中国对德国采取了制裁措施：中国取消了部长级会谈，并示威般地将价值数十亿的订单给了其他欧洲国家。但默克尔对会晤达赖喇嘛的决定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一向认为，德国同中国的关系是如此的重要，同达赖喇嘛的会晤并不会影响到这一长期以来我们共同建立起的关系。我们是一种相互依附的关系。德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如涉及台湾的问题以及一个中国原则等，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作为朋友，我们必须容许在某个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

同当年德国在六四血案时的震怒一样，中国的强烈不满也很快因经济利益而烟消云散。去年，正当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之际，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了德国，目的是为渡过危机寻求共同对策。温家宝说：“我们中国人有句谚语叫做：瑞雪兆丰年。 德国诗人海涅也说过，春天的特色只有在冬天才能认清。我坚信，严冬过后，我们会为我们在危机中的团结协作感到自豪。”

但德中之间仍存在着一系列争论，而且争论焦点也不在局限于人权等颇受德国公众舆论关注的原则性问题。柏林批评中国在气候保护问题上设置障碍，同时也期望中国能够在核计划的争议中向伊朗和北朝鲜施加影响。而北京也仍然一如既往对这类来自西方或多或少的"指手画脚"做出极为敏感的回应。在经济领域，双方的矛盾也日趋明显，产品侵权和经济间谍行为令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叫苦不迭。

作者： Mathias Bölinger / 达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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