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书展上的研讨会

参加讨论的人士对中国文学的一个判断十分明确，那就是中国的文坛新星不愿再涉及所谓的理想。生活在图宾根的中国诗人张枣说，"理想"，这是十分复杂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的新一代作家在创作时是比较自由的，他们没有历史的负担，比如文化大革命。

说到这里，德国出版家和作家斯宾格勒感到有义务发出忠告，如果放弃启蒙的要求，那么文学就将失去其严肃性。不过，能将德国和中国一概而论吗？

中国的创作自由到底有多大？

德国之声文学大奖得主之一的崔子恩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他以同性恋为主题的作品在中国不得发表。对他的文学创作来说，中国的政治框架条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崔子恩说：对文学选材的审查是对文学精神伤害的一种制度。

这种审查制度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在其它方面也一样。审查制度是严格的。在电影方面就分成地上电影和地下电影。

不关心政治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中国知名的流行作家卫慧则认为，对性、吸毒和自己感情的描写实际上也具有政治的层面：现在中国年轻人对中国政治的不关心其实就是一种政治态度。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你做什么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天安门事件才刚刚过去10年。所以我们就采取一种非常冷漠的态度去对待所谓的政治。政治只是一个怪物。


中国文学的个性化是一种政治表白？

这样看来，文学当中和通过文学表现出来的个性化也是一种政治表白了？或者至少在中国如此？斯宾格勒说，
所有人都谈"世界文学"，但不能否认的是，不同的社会环境使对同一文学作品的接受也各不相同：

"一部来自中国或日本的作品如果在这里不被读者接受，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该作品的文学价值不高。道理很简单：对于来自陌生文化圈的作品，我们的理解不同于这些国家的读者。"

就算是这样吧。不过中国的文学还受到另外一种社会发展的影响。自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遭到镇压之后，中国社会完全被经济主导，那是一种使所有生活领域都发生了一场革命的巨大推动力。文学也不例外。

翻译家坎－阿克曼强调说："我想，比89年六月的事件更令人震撼的是中国社会的变革，它给整个出版界和文学界带来了一股强劲的商业化。"


中国当代文学是以何种角色进入世界文学？

这种商业化也使书籍检查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如果检查当局忽略了卫慧的作品，那么她还会在一夜之间成为明星吗？她还会在国外达到如此的知名度吗？这样看来，“世界文学”还是可以通过文学的世界市场进入中国。


坎－阿克曼说："有意思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比较成功的产品，比如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或现在卫慧的"上海宝贝"都不是主要作为文学作品被接受的，而首先是作为政治现象或是丑闻。我想，这两种情况对作家来说都是不公正的。更成问题的是，总是以这种方式看中国，会扭曲我们对中国文学的认识。"


书籍检查制度实际上是替作者打广告？

中国文学越来越丰富多采。它呈现出个性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有时被政治与商业压制， 但卫慧可以说是文学创作个性化的最好例子。她一再强调，她写的是个人的感受。"上海宝贝"在中国不只受到官方检查机关的禁止。

上海的另一位女作家棉棉指责卫慧在"上海宝贝"中大段抄袭她的文字。书籍检查制度严格惩罚的这种"个性化"也许最终只是为达到商业效果而做出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