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莫斯科、尤其来自北京的压力显然促使朝鲜做出了让步。上个月，中国有好几天中断通过输油管向朝鲜供应原油。开始时，中国政界领导人要求朝鲜和美国进行双边会谈。由于华盛顿反对，据说中国已决定支持多边谈判。韩国外交部长官尹永宽在汉城说，中国保证将参加这样的谈判。这是北京外交政策的一大转变，过去，只要不触及中国的固有利益，中国在国际冲突中通常采取缄默观望的态度。”

法兰克福汇报副刊上的一篇文章也认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立场的变化，说明中国的外交政策出现了自八九年“六四”以来的第三次重大变化。文章认为，“六四”以后，邓小平针对当时国际形势巨变提出了“不出头”的外交原则，要求把精力集中在国内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上，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第一次变化。邓小平死后，江泽民热衷于在国际上出头露面，邓小平制定的原则日渐式微，外交政策发生了第二次变化。江泽民主政期间，中国经历了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遭北约轰炸和2001年中国战斗机与美国间谍飞机在南海上空相撞三大事件。每次都差一点形成燎原之势，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损失。现在，中国重新思考外交政策，第三次重大变化正初见端倪，文章继续写道：

“然而，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向并不是简单地回到邓小平冷静观望的原则。其重点是更多地强调国家利益。在中国，国家利益是一个没有精确含义的概念，凡是党意图向人民隐瞒的一切，都属于国家利益。1997年，国家利益这个概念第一次用于外交政策。当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政府外交顾问中的‘鹰派’人士严学通（译音）发表了‘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这本书试图把国家利益从意识形态阶级理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为毕竟党早已不是工人阶级政党。这个概念带来的好处是，党不再代表一个阶级、而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按照严学通的说法，这个概念符合西方政治学的习惯，与过去党喜欢使用的‘民族利益’相比，听起来是中立的。在伊拉克问题上，北京表现得极为灵活。中国当然反对这场战争。只要不是共产党自己进行的战争，他们总是反对的。中国主张联合国发挥强大作用，但并不明确表示使用否决权问题，因为无论北京怎么做，它不是激怒美国，就是激怒阿拉伯国家。

所以，中国满怀兴趣地注视‘老牌’欧洲立足自我的尝试。现在，中国已获得了第一期‘战争红利’。上星期五，华盛顿宣布，与过去做法相反，在今年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例会上，美国将不再提出反对中国的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