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维权律师杨斌仍清楚记得，2月15日那天广州下着大雨。当天中午她与家人正在二楼午休，突然听到楼下传来嘈杂的声音，接着电话响起。她接起来后，村里的工作人员声称因为新冠疫情严重，他们需要到杨斌家做些检查。

杨斌先到三楼通知在她家藏匿数天的着名维权人士许志永，接着她先生便下楼开门。门一开后，他们赫然发现门外出现许多来自北京与广东的警察。她告诉德国之声：“他们应该是针对许博士来的，而我们一家三口也被带回派出所羁押讯问，过了20多个小时后才获释。”

据悉，当时杨斌一家人被警察指控“窝藏通缉犯”，到了派出所后，警察不断问杨斌关于许志永的问题。她说：“他们问我许博士怎麽到我家的，我怎麽认识他的以及我为何要让他住我家。我对他们说，许博士对我来说是个自由的人。我知道他之前坐过牢，但我也知道他已获释，所以他就是个自由的人，我接待他也是很正常的。我告诉他们我很尊敬许博士。”

杨斌向德国之声表示，她与许志永仅多年前在北京见过一面，但许志永知道她在广东的住处。许志永因2019年12月参与了一场在厦门举办的民间聚会后，与其他多名中国维权人士遭中国当局通缉。他在中国疫情十分严重时，到杨斌家借宿多日。杨斌说：“我与他没有多做交谈，平日我们一家住二楼，许博士住在三楼。大部分时间他会在三楼自己看书，只有吃饭时间会下来与我们一起。”

杨斌律师证遭注销

实际上，这并非杨斌首次被中国政府盯上。杨斌告诉德国之声，去年5月她透过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关于云南广济村的几十名农民因为获释的农民举办欢迎会，遭当地警方抓捕获定罪，而杨斌在文章中表明她认为农民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不久后，她接到司法局及她所服务的律师事务所的来电，要求她删除该文章，但杨斌拒绝妥协，于是与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发生的争执。她告诉德国之声：“他认为我不尊重他，过几天，律所通知我合同到期，要求不续签，自己找其他的律所。”

杨斌决定尝试到北京的律师事务所执业，她也很快地找到了愿意收留她的律师事务所。不过由于北京市律师协会对想要到北京执业的律师有诸多限制，于是杨斌花了半年准备到北京执业所需的资料。

她说：“光是办理北京的居住证就花了半年的时间。我在今年春节前将所有的资料都递交到北京市律师协会，并等待他们的面试通知。但是等了7个多月仍没有消息，我便认定转所到北京这件事一定石沈大海。”

与此同时，广东省司法厅于8月中通知杨斌，声称因为她自2019年5月31日合同后便未与律师事务所续签合同，所以司法厅拟根据《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23条，注销她的律师证。

杨斌表示，她将依照法律程序提出行政覆议以及行政诉讼，但她对于结果不抱太多希望。她告诉德国之声：“我会走完所有的法律程序，也希望这个诉讼能产生社会效果，让社会大众更关注中国律师面临的言论打压。我还是得表达自己的声音。”

从体制内到体制外

与大多数中国维权律师不同的是，杨斌曾担任中国的检察官长达20多年，她在2015年才辞职成为私家律师，开始代理各种不同的案件。她告诉德国之声，当初选择离开中国的司法体制内的工作是因为她向往自由。

她说：“在体制内琐碎的事情太多，我必须被动地去参加跟应付很多政治学习，即使不愿意或不喜欢，我也必须要去。但成为私家律师后，各方面都有很多自由。”

杨斌表示，她成为律师后，处理案件的范围虽然变广，但她也发现中国的法律制度仍存在许多问题。她向德国之声表示：“虽然中国透过司法统一考试来改善司法人员的素质，但是在司法制度与法治精神方面，中国的进步仍很缓慢，问题也还是很多。在中国，我们不能去改变根本的问题，只能在表面或技术上的东西做一些花样。这麽做到底有没有意义，我也表示怀疑。”

杨斌坦言，现在中国社会呈现非常压抑的状态，民间社会几乎没有发挥的空间。而在体制内，大多数人都选择谨言慎行，按照政府的规定来做事。她说：“体制内是一种人人自危的感觉，而体制外则是每个人都进行自我审查。”

杨斌也说，自从2015年离开中国政府体制成为私家律师后，她渐渐认清在中国现有的法治环境下，律师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她告诉德国之声：“找我的当事人特别多，但我大部分情况下都拒绝他们，因为我认为自己也无能为力去解决他们面对的不公。我觉得挺无奈也绝望的。”

“论光明磊落，很多人都非我对手”

在律师证被注销前，杨斌变几度因公开言论或表态被中国当局关切。去年香港爆发“反送中”示威时，杨斌写了一篇短文，在中国社群媒体上被广泛转载，她也因此被中国当局警告。此外，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杨斌也曾在网路上签署声援新冠疫情的吹哨人李文亮医师的连署信，呼吁中国政府恢复李文亮等吹哨人的名誉。

面对中国当局的打压，杨斌向德国之声表示，她一向都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能放在阳光下被社会大众检视。她说：“在中国的大数据监控下，我们每个人都没有隐私，我在体制内就学会这点。如果论光明丶磊落与坦荡来说，可能很多人都不是我的对手。”

杨斌坦言，当时许志永到她家时，她预料自己必须面临的最坏结果，便是被警察讯问24小时，而她认为那是她有办法承受的后果。她说：“在许博士逃亡的过程中，可能很多人害怕因为帮他而惹上麻烦，但我就不怕接待他。”

虽然近日陆续有维权律师被警告不要再接受外国媒体采访，但杨斌却表示她不会回避媒体的采访邀约，因为她认为接受采访或是针对特定事件发表言论，都是正常言论自由或表达范畴内的行为。

她说：“我心里确实不觉得这个行为有什麽不妥，所以我就自然表现的会去公开谈论这些议题。这可能代表我心中没有那麽多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