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林女士说，她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在香港读书，到大学的时候最后一年我去了英国读书。然后就在香港工作，是在会计师事务所。结婚生子，很地道的香港人。"

2021年，林女士申请在德国读硕士课程，后来通过这一签证与丈夫和儿子一起来到德国。她讲述说，来德国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孩子。她的儿子在香港读的是华德福教育，因为之前在主流学校，孩子读语言--中文、英文的时候有障碍，心理压力很大。"他求老师给他少一点功课，但求也不行。"带孩子看了心理医生之后，她担心，再这样下去，孩子可能要"吃药读书"，她觉得对小小孩这"不合理"。于是她带孩子离开主流学校，去香港一个华德福系统下的共学中心（co-learning center）就学，而在那里孩子很开心，也可以成长，完全回到孩子本来的状态。然而，2019年秋天起，她在香港无法找到具有这样资质的老师继续对孩子进行所谓"另类教育"。当2021年初她看到德国有提供教育学这个方向的硕士课程时，自己产生兴趣就读，便申请并被录取了。"我问是否可以带孩子留学，答案是可以。" "我也想看看为什么华德福教育可以帮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在学习语言的方面有障碍，但是他在华德福里面可以成长，可以学的好，他成绩不一定很好，但他很爱读书，他读书的量比我还要多。"

在德国毕业后，林女士虽然因德语原因未从事教师工作，但是却在本行会计行业找到一份工作，从而与家人继续留在德国。

林女士表示，对自己的丈夫来说，作出移民德国的决定很难。"因为他不想离开香港。他其实很爱香港。他觉得不应该离开香港。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没有出来游行啊，发表什么东西，完全没有。但是我们也很爱香港。我们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在香港。"

而来德国的另一半原因则与政治有关。"政治也不是指言论自由啊，什么的，"林女士说道。她说，香港近十几年实施TSA考试制度，导致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对孩子进行应试操练，以便能取得好的分数。"他们就从这个方向去操练孩子，他的功课和考试也向这个方向。老师们也不顾孩子的能力。我说我的孩子在学语言的时候能力有限。他那时候每天有十多份功课，他做作业到凌晨12点、1点，第二天六点就要起床。"2015年，政府在社会批评之下举办了有关TSA考试制度的公听会。林女士参加了公听会并且反馈了自己孩子的情况。然而最终的结果是，"他们继续让孩子考TSA。我那时候心都冷了。为什么教育可以办成这样子，不顾孩子的生死。那时候我觉得对这个政府没有信心。我看到的是，他们办教育，但他们不理孩子，只要成绩。"

除此之外，林女士也观察到，政府逐渐走向加大管控的方向。"Control（管控）多了，对我的孩子也有影响嘛。你想读什么议题的书，不允许嘛。就是一些不敏感的东西，如果政府觉得对他的大人物有影响的话，你也不许去读嘛。"此外，考虑到内地特权阶层以及社会不公正的问题，林女士也担心孩子未来在受教育等方面也会遇到机会不均等。

如今，两年多过去，林女士觉得离开香港的决定是正确的。"现在我的孩子在这里生活非常的开心。"林女士说，孩子可以自由地学习他想学的东西。"比如说他很喜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他可以读。那个对我来讲是很惊讶的，因为他的老师容许他去研究。"而反观香港，林女士说，她离开的时候已经说香港的自由程度会下降，也的确如此。无论是疫情期间"安心出行"应用软件的使用，还是港人提前提取强制性公积金的困难，都反映了这一点。

林女士说："还有就是，如果我的孩子继续在香港成长的话，他最少要给香港的政府五万块去完成'明日大屿'--就是开发北部一个很大的地方。因为所有的东西已经不用再去议会去讨论了嘛。所以不论你说多少钱，10亿、100亿、1000亿、1万亿，没问题，3秒之内就可以通过。所以，如果我们继续留在香港的话，我们交的税会很多，我孩子交的税会很多。就是跟内地一样，孩子会躺平，因为他如何努力，他也没有办法成为他想要做的那个人，他想要的工作。他赚的越多，生活品质越差。"

"现在只有单方面的声音"

黎先生与家人来到德国，则是因为工作上的一个机会。去年4月，黎先生在香港就职的公司在德国的母公司有一个职位空缺，他申请并得到了。"你也知道当时香港的情况是比较混乱，政府的情况又不太好，比前年、大前年比较差一点。尤其小孩子的教育那方面的情况。看到有个机会到德国这边做工，就决定来这边。"

黎先生说，在公民运动之后，他发现"香港政府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好像对我们的自由啊都不管了"，港府要怎样做就怎样做。他感觉以前通常都会比较公平一点点，"正反的声音都要在一起嘛，但现在好像是没有了，只有单方面的声音。就算另外一方努力地去说，去解释，直到最后（对方）都没有办法去接受，然后就是按我的方案去做就好了。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不太好。"

黎先生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十年前或是二十年前的那个香港的状态，"就是我想说什么都可以，去游行也可以，或者是我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当然是不要违反法律。现在香港的情况是比较危险的。你也可以看到有些报道就是说，我在街上说了什么什么，在当天说了，他当天没有抓你，但是往后我立一个法律，能追溯到之前你做的东西，你做了什么什么坏事，又把你抓了。我觉得不太好。"

而在孩子的教育方面，他在香港时也发现一些问题。"我最不喜欢的是，他尝试把历史去改变。我们学的历史就是这样子，但现在他们教育给下一代的历史是他改了。原来不是这样子的，但你就编一个大话，说不是你爸爸妈妈告诉你的状况。我觉得这个是好奇怪啊。" "因为我们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发生过，不能说我们现在就把它删除，只说美好的一面，不说不良的一面。"黎先生说："他是一点点一点点去改。因为有时候我会跟小孩子做功课，就会发现，现在的历史怎么会这样写的？我才知道，现在的教科书上都已经有改过的地方。"

黎先生说，如果没有德国的这个工作机会的话，离开香港其实是比较难，因为要放弃的东西比较多。"我知道有很多香港人去了英国。因为去英国的方法是比较方便一点。但是去了英国以后你要怎么呢？如果没有工作的话，你要再想。所以这个部分也需要考量。单单是出来，但是过了几年还是搞不定，还要回香港的话，那就没意义嘛。"

如今在德国一年多，黎先生说，家人都很喜欢这边的生活。当然，"香港和德国的对比也蛮大的"，香港是一个大都会，而在德国，他们生活在一个小村镇。"但是整体来说，我们在这边的生活都是愉快的。孩子学习的时候也没有多大的困难。"黎先生联系了香港人在德国协会（Hongkonger in Deutschland e.V.），“因为德国需要用德文，我来的时候当然不懂，不能说德文。很多东西都要其他人帮忙。所以想要在德国找一些香港人，最少我们能听懂说什么，互相帮忙一下”，还有就是可以说说自己的语言。

身在德国，黎先生一直留意香港的新闻，他的感觉是，香港的经济情况和安全都不断下降。"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它才会恢复到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那个情况。我估计在未来的五年八年都不一定有这个机会，也不一定能够回到之前的水平。因为除非是在中国或香港政府有一个很大的变动。但我现在没有看到这个机会吧。"

黎先生表示，目前没有打算返回香港。"有稍稍想过，但看情况没有机会回去。尤其它有什么23条啊、国安法，这两个对我们来说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它的规条不太清楚，比如说它还要禁那个荣光归香港的歌曲。它的立法很不清楚，它怎么去进行这个立法，怎么执行这个条例，也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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