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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什么从香港来到德国?

2023年7月2日

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的移民潮中,许多人选择去英语国家。来到德国的不多。德国之声采访到的两位港人,他们因自己生活中的契机而选择德国,但香港政治环境的因素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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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来源: Stefan Ziese/Zonnar/picture alliance

(德国之声中文网)林女士说,她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在香港读书,到大学的时候最后一年我去了英国读书。然后就在香港工作,是在会计师事务所。结婚生子,很地道的香港人。"

2021年,林女士申请在德国读硕士课程,后来通过这一签证与丈夫和儿子一起来到德国。她讲述说,来德国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孩子。她的儿子在香港读的是华德福教育,因为之前在主流学校,孩子读语言--中文、英文的时候有障碍,心理压力很大。"他求老师给他少一点功课,但求也不行。"带孩子看了心理医生之后,她担心,再这样下去,孩子可能要"吃药读书",她觉得对小小孩这"不合理"。于是她带孩子离开主流学校,去香港一个华德福系统下的共学中心(co-learning center)就学,而在那里孩子很开心,也可以成长,完全回到孩子本来的状态。然而,2019年秋天起,她在香港无法找到具有这样资质的老师继续对孩子进行所谓"另类教育"。当2021年初她看到德国有提供教育学这个方向的硕士课程时,自己产生兴趣就读,便申请并被录取了。"我问是否可以带孩子留学,答案是可以。" "我也想看看为什么华德福教育可以帮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在学习语言的方面有障碍,但是他在华德福里面可以成长,可以学的好,他成绩不一定很好,但他很爱读书,他读书的量比我还要多。"

在德国毕业后,林女士虽然因德语原因未从事教师工作,但是却在本行会计行业找到一份工作,从而与家人继续留在德国。

林女士表示,对自己的丈夫来说,作出移民德国的决定很难。"因为他不想离开香港。他其实很爱香港。他觉得不应该离开香港。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没有出来游行啊,发表什么东西,完全没有。但是我们也很爱香港。我们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在香港。"

而来德国的另一半原因则与政治有关。"政治也不是指言论自由啊,什么的,"林女士说道。她说,香港近十几年实施TSA考试制度,导致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对孩子进行应试操练,以便能取得好的分数。"他们就从这个方向去操练孩子,他的功课和考试也向这个方向。老师们也不顾孩子的能力。我说我的孩子在学语言的时候能力有限。他那时候每天有十多份功课,他做作业到凌晨12点、1点,第二天六点就要起床。"2015年,政府在社会批评之下举办了有关TSA考试制度的公听会。林女士参加了公听会并且反馈了自己孩子的情况。然而最终的结果是,"他们继续让孩子考TSA。我那时候心都冷了。为什么教育可以办成这样子,不顾孩子的生死。那时候我觉得对这个政府没有信心。我看到的是,他们办教育,但他们不理孩子,只要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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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林女士也观察到,政府逐渐走向加大管控的方向。"Control(管控)多了,对我的孩子也有影响嘛。你想读什么议题的书,不允许嘛。就是一些不敏感的东西,如果政府觉得对他的大人物有影响的话,你也不许去读嘛。"此外,考虑到内地特权阶层以及社会不公正的问题,林女士也担心孩子未来在受教育等方面也会遇到机会不均等。

如今,两年多过去,林女士觉得离开香港的决定是正确的。"现在我的孩子在这里生活非常的开心。"林女士说,孩子可以自由地学习他想学的东西。"比如说他很喜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他可以读。那个对我来讲是很惊讶的,因为他的老师容许他去研究。"而反观香港,林女士说,她离开的时候已经说香港的自由程度会下降,也的确如此。无论是疫情期间"安心出行"应用软件的使用,还是港人提前提取强制性公积金的困难,都反映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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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女士说:"还有就是,如果我的孩子继续在香港成长的话,他最少要给香港的政府五万块去完成'明日大屿'--就是开发北部一个很大的地方。因为所有的东西已经不用再去议会去讨论了嘛。所以不论你说多少钱,10亿、100亿、1000亿、1万亿,没问题,3秒之内就可以通过。所以,如果我们继续留在香港的话,我们交的税会很多,我孩子交的税会很多。就是跟内地一样,孩子会躺平,因为他如何努力,他也没有办法成为他想要做的那个人,他想要的工作。他赚的越多,生活品质越差。"

"现在只有单方面的声音"

黎先生与家人来到德国,则是因为工作上的一个机会。去年4月,黎先生在香港就职的公司在德国的母公司有一个职位空缺,他申请并得到了。"你也知道当时香港的情况是比较混乱,政府的情况又不太好,比前年、大前年比较差一点。尤其小孩子的教育那方面的情况。看到有个机会到德国这边做工,就决定来这边。"

黎先生说,在公民运动之后,他发现"香港政府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好像对我们的自由啊都不管了",港府要怎样做就怎样做。他感觉以前通常都会比较公平一点点,"正反的声音都要在一起嘛,但现在好像是没有了,只有单方面的声音。就算另外一方努力地去说,去解释,直到最后(对方)都没有办法去接受,然后就是按我的方案去做就好了。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不太好。"

黎先生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十年前或是二十年前的那个香港的状态,"就是我想说什么都可以,去游行也可以,或者是我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当然是不要违反法律。现在香港的情况是比较危险的。你也可以看到有些报道就是说,我在街上说了什么什么,在当天说了,他当天没有抓你,但是往后我立一个法律,能追溯到之前你做的东西,你做了什么什么坏事,又把你抓了。我觉得不太好。"

而在孩子的教育方面,他在香港时也发现一些问题。"我最不喜欢的是,他尝试把历史去改变。我们学的历史就是这样子,但现在他们教育给下一代的历史是他改了。原来不是这样子的,但你就编一个大话,说不是你爸爸妈妈告诉你的状况。我觉得这个是好奇怪啊。" "因为我们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发生过,不能说我们现在就把它删除,只说美好的一面,不说不良的一面。"黎先生说:"他是一点点一点点去改。因为有时候我会跟小孩子做功课,就会发现,现在的历史怎么会这样写的?我才知道,现在的教科书上都已经有改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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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先生说,如果没有德国的这个工作机会的话,离开香港其实是比较难,因为要放弃的东西比较多。"我知道有很多香港人去了英国。因为去英国的方法是比较方便一点。但是去了英国以后你要怎么呢?如果没有工作的话,你要再想。所以这个部分也需要考量。单单是出来,但是过了几年还是搞不定,还要回香港的话,那就没意义嘛。"

如今在德国一年多,黎先生说,家人都很喜欢这边的生活。当然,"香港和德国的对比也蛮大的",香港是一个大都会,而在德国,他们生活在一个小村镇。"但是整体来说,我们在这边的生活都是愉快的。孩子学习的时候也没有多大的困难。"黎先生联系了香港人在德国协会(Hongkonger in Deutschland e.V.),“因为德国需要用德文,我来的时候当然不懂,不能说德文。很多东西都要其他人帮忙。所以想要在德国找一些香港人,最少我们能听懂说什么,互相帮忙一下”,还有就是可以说说自己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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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德国,黎先生一直留意香港的新闻,他的感觉是,香港的经济情况和安全都不断下降。"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它才会恢复到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那个情况。我估计在未来的五年八年都不一定有这个机会,也不一定能够回到之前的水平。因为除非是在中国或香港政府有一个很大的变动。但我现在没有看到这个机会吧。"

黎先生表示,目前没有打算返回香港。"有稍稍想过,但看情况没有机会回去。尤其它有什么23条啊、国安法,这两个对我们来说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它的规条不太清楚,比如说它还要禁那个荣光归香港的歌曲。它的立法很不清楚,它怎么去进行这个立法,怎么执行这个条例,也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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