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 1930年3月，美国国会批准了参议员斯姆特(Reed Smoot)和众议员霍利(Willis Hawley)提出的一项法案，将2万余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升到1830年之后的最高水平。同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胡佛正式签署了这部被称为"斯姆特-霍利关税案"的法律。

该法案生效两年后，美国的进口商品税率达到了一个巅峰。根据美国商务部多年后的统计，1932年，在所有需要缴纳关税的进口商品中，平均关税率达到了59.1%，仅次于1830年的61.7%。不过，超过六成的进口商品享有免税待遇，因此全部进口商品的总和平均税率在1933年为19.8%，但同样也远远高于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前的13.5%。

斯姆特、霍利等人提出该项法案的动机，是保护困境中的本国劳动者之利益，减小外国商品对美国相关产业的冲击，并缩小美国的外贸逆差。然而，这部法案生效后，美国的宏观经济各项指标却一路走低。受到高额关税的直接影响，美国进口贸易额猛烈缩水2/3；同时，由于许多国家都对美国采取报复性关税的等反制措施，美国的出口贸易额也严重萎缩。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指出，1929年至1934年间，全球贸易萎缩了大约66%。外贸的缩水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内本已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许多企业因此破产，导致大量企业破产，使得美国全国失业率从1930年的7.8%猛增到1933年的25.1%。

曾经在奥巴马麾下担任美国副助理贸易代表的金凯德(Trevor Kincaid)3月初在一篇为路透社撰写的专栏评论中指出，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引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贸易战，让美国工人丢了工作、美国农民丢了客户、美国家庭买不起商品，将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彻底催化成全球大萧条，某种程度上助推了许多国家的极端政治势力，间接催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学术界观点不一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奇。他在今年2月为瑞士《金融经济报》撰写的一篇专栏评论中写道："贸易战是输家汇集的地方。特朗普总统许诺'美国终于又将成为赢家'，这也许是最大的讽刺。1930年，美国国会参议员斯姆特和众议员霍利也作出过同样空洞的许诺，并对外国商品征收具有贸易保护性质的高额关税。这加剧了经济大萧条，并导致了世界局势失稳。可惜的是，这一现代历史中极为惨痛的教训，如今却遭人遗忘。"

这两人也代表了当今经济学界对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较主流观点。一些更为极端的观点甚至认为，该法案通过前持续数年的政治纷争，也是1929年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危机爆发之后，这部法案更是将其演变成大萧条。

不过，也有许多享有盛名的经济学家对所谓主流观点提出质疑。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指出，1929年至1932年间，外贸和经济产值双双下跌，但是在1932年至1937年间，经济产值的增幅却明显大于外贸；克鲁格曼因此认为，该法案"至多是在经济复苏时妨碍了外贸复苏而已。"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又译佛利民)则更为直接地指出，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并不是全球大萧条的诱因，负责发行货币的美联储没有采取足够的应对措施才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弗里德曼本身是自由主义的旗手，坚信自由市场经济是政治自由与社会自由的保障。

吸取历史教训？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从一开始就遭受许多人反对。除了出台一系列报复措施的外国政府，许多担忧外国反制的美国企业、财团也纷纷上书胡佛总统，请求否决该法案。1932年，大萧条几乎抵达了巅峰，斯姆特和霍利所许诺的经济繁荣完全没有踪影；愤怒的农民和工人在国会改选中惩罚了这两名贸易保护主义者，让他们失去了议员席位。同年，民主党的罗斯福在总统大选中则提出重新降低关税，并赢得了大选。罗斯福上台后，关税逐年回落。

而二战之后，众多西方国家都吸取历史教训，建立了多边贸易协定体系，开始大规模互相削减关税。美国经济史学者林德(Michael Lind)则认为，这是因为二战后美国工业"在全球范围内没有竞争对手"。

但是，美国经济此后每次面临危机时，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依然会有所抬头。而二战后崛起的日本、中国等后发国家，也都采取过各种贸易保护手段，从而为本国产业提高竞争力赢得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