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维权律师余文生在被关押长达4年之后，今年3月终于刑满获释。重获自由逾半年，他至今仍对整个监禁过程记忆深刻。“那82天的经历我认为是生不如死，那时候我感觉死就是一种解脱。若我在那82天内被喂毒酒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喝，那种生存状态是难以想像的。”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余文生说，令他最难受的就是长达82天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中国自2012年开始实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秘密关押制度。据余文生所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处的窗户被都封死，他无法分辨白天黑夜，每天早上6至7点，警察开始轮流审问他，每天审问可能长达17或18个小时。他说：“每天坐在铁椅子上被提审17或18个小时，手是被手铐在铁椅子上的。当时整个房间的墙或马桶全都用海绵塑料包住，后来我才知道是要防止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人自杀，因为所有受到这样待遇的人都生不如死，我也一样。睡觉时，有3个人看著我，而我上厕所时，里面跟外面都有警察。”

历经82天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秘密关押之后，余文生在2018年5月被转至徐州看守所，2年9个月的期间，他自述曾被喷过辣椒水，也因牙齿问题迟迟未能获得医治，导致他最后必须拔掉3颗牙。他告诉德国之声：“我曾跟他们反应我牙齿的问题，但他们叫我忍受一下，实际上他们不想让我看牙。一直到2020年8月我首次见到我的律师，我向他提起牙齿的问题，他争取到让我去看牙，但当时我的牙齿已经不行了。”

余文生还向德国之声透露，2020年初被转至南京监狱后，他一到监狱便遭其他犯人围殴。他指控道：“这些犯人是协助警察管理其他犯人的，我刚进监狱的第一天，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然后头还磕在地上。此外，我在监狱也吃不饱，因为他们把我关在老残队，不让我出工。在中国监狱中，只有出工干活，才能有绩效奖金买食品，而我不干活，就没有绩效奖金。他们这么做看似照顾我，其实是在迫害我。”

据余文生所述，老残队饭菜比出工的犯人少约一半，因此他长期处于无法吃饱的状态。他说：“为了吃饱，我早上得吃别人吃馒头剩下的咸菜，到2020年11月我实在饿的受不了，决定绝食，后来才开始吃饱。”此外，“老残队中有些人得不到照顾，所以监室内会出现屎尿满床的状况，这使我整个夏天过敏性皮炎，全身起疱，抓了之后满身都是血”。老残队监区环境肮脏，由于没有自来水设备，当他需要用水时，甚至需要从坐式马桶的下水处取水。

自从他在2020年一审判决出炉决定上诉后，余文生说，他因此受到多方威胁，要求他撤诉。他回忆道：“当我在一审判决出来上诉后，公安、法院、检察院与看守所都在搞我。检察院说若我上诉，他们可能对我加刑，而法院副院长则跟我说，若我不撤诉，也许就对我采取严格措施。看守所也曾在半夜12点把我提审出去，说我上诉的事。”据余文生所述，看守所为了惩罚他，曾在冬天气温低于零下时，让他所属的整个监区没有热水喝。他指：“刚开始我以为是整个监区烧热水的设备坏了，后来我才知道其他监区是有热水喝的。他们为了惩罚我一人，停了整个监区的热水。”

习时代打压维权律师“变本加厉”

有专家认为，余文生过去4年在狱中的处境，反应了自2015年“709大抓捕”以来，中国政府对维权律师群体大规模迫害的现象。目前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中国法律学者滕彪告诉德国之声，“709大抓捕”波及了几乎中国所有活跃的人权律师，那场大规模打压也让维权律师群体遭到极大损失。他说：“这些律师不是被警告，就是被禁止出境或被问话，很多还被抓捕或被判刑。除了那些在监狱中的律师外，还有很多人被吊销律师证或被迫退出人权工作。”

盡管熬过了4年的刑期，余文生与中国许多其他维权律师在获释后，往往都得面臨谋生困难的问题。余文生向德国之声表示，他获释后意识到维权律师群体的处境与4年前相比已非常不同，“现在没什么律师敢代理敏感案件。即便代理了，他们也会默不做声。稍微敢对外发声或代理敏感案件的律师，基本上不是在监狱中，就是被吊销执照，无法正常执业。现在已形成一种寒蝉效应，让很多律师不敢从事人权方面业务。”

此外，余文生坦承，被吊照的律师现在生活都困难，他自己获释半年多，仍未有收入，只能依靠过去的积蓄维生。他告诉德国之声：“这种状况若继续下去，估计我维持不了多久。其他律师基本上也这样，若我们没有律师执照，要从事法律业务相当艰难。即使成立法律谘询公司，也不一定接的到业务，因为毕竟比不上律师事务所。”

对此，滕彪向德国之声表示，吊销律师的执照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使用的方法，包含他本人以及目前仍与外界失联的维权律师高智晟便是在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时期被吊销律师证。他说：“从2013后，这种做法就变本加厉。自习近平上台以来，至少有60多个律师被吊销律师证，当局很显然享用这种办法来剥夺他们执业的权利，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困难。”

余文生指，由于中国政府不受法律约束，所以他们肆意把法律作为打击特定群体的工具。他说：“中国政府会为所欲为到什么程度是不可预知的。从目前来看，由于过去十年的法律倒退，我对中国当局的未来走向并不看好。我看不到一个好的希望。”

“监狱大门或许又向我敞开”

自2014年起被中国当局多次抓捕、关押或判刑，余文生告诉德国之声，他并不后悔自己过去所做的事。他说：“若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可能还会去做。我想以我的性格与对人权的理念，若我不去做，我可能会更加懊悔。我认为我做的这些事是有意义的。总要有些人去做牺牲，而我曾经把自己定义为‘革命军中马前卒’。虽然我受了很多罪，但我认为对我来说，收获大于损失，它让我去思考很多问题。”

盡管余文生尝试保持正面积极的态度，但在中共即将举办二十大的敏感时刻，他坦承自己目前不敢有长期的打算。他向德国之声表示：“我想离开中国，但我们仍被限制出境。因为我不看好中国未来政治走向，所以我也只能制定短期计画，希望利用现在自由的时光多陪陪妻子与孩子。”

余文生表示，对于一个月后自己会面臨什么样的情况，他也不清楚，“可能摆在我面前的道路，一条是监狱，一条赶紧出国。以我对自己人权理念的信念，我想我应该很难见容于当今的中国社会。现在中国不仅疫情要清零，连维权律师都快清零了。”

他向德国之声表示，在维权律师群体运作空间越来越紧缩的情况之下，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中国人权倒退的问题，仍会带来一些正面帮助。比如在关押期间虽然饱受不同形式的打压，但他的妻子许艳在监狱外持续替他维权奔走，外界对此案的关注对他在狱中的待遇就起到了正面作用。他说：“若没有我的妻子在外呼吁，或许我在监狱中会遭遇更多迫害。至少我被审讯时，他们没有对我实施肉刑。若按照以往的方式，他们可能对我用刑”。他也呼吁：“在中国现在这样的环境下，维权律师的生存空间也趋于零。只有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也许会让我们的生活好一点。若没有这些支持，我们的生存空间或许会更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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