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德意志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经济学家，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研究室主任胡鞍钢。这篇采访报道的笔调显然比以上引用的文章更为严肃。在谈到中国最大的问题时，胡鞍钢说：

“许多人非常不满。先说失业问题。在短短六年的时间里，中国城市中有5400万人失去了工作岗位。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世界上空前的就业大战。再说农民问题。按照我的估计，中国有1亿5000万过剩的农村人口。农民蒙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农产品价格在过去5年中下跌了22％。三分之二的中国人今天仍然生活在农村。农民必须获得新的解放，应该让他们转为非农业人口。中国需要城市化。”

南德意志记报记者接着问道，中国的改革政策现在是否也有输家。对此，胡鞍钢没有给出一致的回答。他说：

“15年来人人都得到了好处。但是，自1996年来，改革的输家持续增多。当然，中国经济增长率很高，人们的工资涨得还要快。但是，从中获益的是拿工资的人。现在的情况是，赢家赢得更多，输家输得更惨。1997年，我们估算城市中有80万穷人，现在已经达到了2000万。”

南德意志报发表了一篇由胡鞍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丁远竹以及在香港任教的政治学家王少光共同撰写的文章。这三位学者在文章中尤其对中国百姓中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表示了不满。他们认为，贫富差别加大是威胁稳定的隐患。他们以失业率增长，农民收入下降等数据来证实自己的论点。作者在文章结尾对继续依靠经济增长来解决中国目前所存在问题的观点提出了异议。

“一些人认为，伴随着经济增长，一些问题便可以迎纫而解。然而，仅仅依靠经济增长来维护社会稳定是不现实的选择。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保证社会的和睦安宁。为避免收入落差加大和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出现，政府必须意识到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并合理分摊财富。
因此，政府应该避免将自身卷入经济生活中，而应当创造一个有诚信度的，公平的，全国统一的市场。政府不应当在给予某些人或某些地区特权的同时忽略另一些人。现在到了对经济增长政策进行反思的时候了。否则将导致两极分化和社会各阶级争斗现象。到那时再想起公正的意义就太晚了。在缺乏社会公正的前提下使一个民族实现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

改革派面临中国内外的巨大压力

法兰克福汇报的社论文章重点阐释了经济问题。法兰克福汇报认为，中共权力的维护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依靠经济的发展。法兰克福汇报对经济结构转变带来的失业率增加进行了剖析并在社论的最后指出了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分歧。社论写道：

“中央政府颁发法律和规章，中共也派了监察官和纪律监察员。但是，不管是在环保问题还是国有资产转换的问题上，中央政府越来越明显地失去了权力和影响力。北京下达的指令往往被地方忽视。中央希望健全法制，但是在城镇和农村，如果有了问题，仍然是地方的党委书记说了算。

中央政府的衰弱表明，独揽大权的政治制度不仅失败了，还对它的未来产生了不利影响。中国需要独立的司法，独立的监督制度和公众社会的监控。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萌芽，但是，它们还必须通过政治制度的改变得以确立。中共领导层中的改革派估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能够从外部加以压力，推动改革。但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人没有在这样的压力下妥协。对中国的第四代领导人来说，改革也许将是关系到他们政治存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