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说，大多数代表是政府官员和干部，因为当人民代表是一种荣誉，可以带来许多好处，却很少承担义务。他们的任务是听取信息，建立联系，出席会议，举手通过各项政府计划。文章接着写道：

“中国的改革派人士最憎恨人大的懒散，他们希望这个共产党之外的唯一代表机构能成为真正的立法和监督机构。政治学家提出的改革人大体制的建议中，至少有一项改革现在已经开始：人大常委会将增加20名委员，他们都是经济或法律问题的专家。这一举措被看作是一项进步，因为中国需要颁布一系列与市场经济和世界贸易组织接轨的法律。

政治阶层的期望和行政改革的进步并不是‘普遍’老百姓的话题。中国人更多关注的是去年十一月的党代会，他们知道，真正重要的决定是那时做出的，新闻界不可以讨论当前即将发生的人事变动。

当记者问及人大代表在议会的工作情况时，他们也列举政府的战略目标，扶贫和社会保障等，从不提及选举。人大代表、工业城市安阳市市长在谈到对新政府的希望时说，朱熔基政府给中国带来了年平均8%的经济增长，他希望新政府继续这样做下去。”

法兰克福汇报的这位记者在另一篇文章中谈的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她注意到，这次发出要求政治改革的声音来自中共党内，他们在试探党的新领导人胡锦涛能给予他们多大的活动空间。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一步是实现对政府的有效监督，以遏制党和政府内泛滥成灾的腐败现象，一些报纸杂志也开始敢于报道具有爆炸效应的政治题材。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写道：

“变革的浪潮也触及党的干部。中年和青年干部受过更好的教育，面向世界，一些人甚至在国外上过大学。不少在1989年参加过示威游行的党员现在处于中层领导的重要岗位上，在各省和中央政府中，都有这样的干部。他们支持政治变革，同意经济快速现代化必须与政治民主化同步的说法。

但是，大家都吸取了教训：党内的顽固势力十分强大，只能慢慢发生变化，改革也只能来自党内。现在提出的一切建议既不具有革命性，也没有对党的统治提出异议。这样，可以得到‘保守派’干部的欢心。与过去不同的是，改革派这次以经济为论据登场。新的领导人必须有勇气毫不含糊地说明，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时代，不能用列宁主义的体系来治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否则他们就有被开展起来的变革碾碎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