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生前对布拉格素无好感。有一次他居然还说过这样的话：应当从各处放火把这个城市给烧了才好。不过，卡夫卡自己也感到，即使是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其它地方，他也不会是一个幸福的人。他说过：“我没法在布拉格生活。是不是能在别的地方生活，这我不知道。但是，我在这里无法生活，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没有疑问的东西。”

1883年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的卡夫卡在父亲赫尔曼的严格管教下长大。父亲将他送入位于布拉格老城区内的一家德国文理中学，以后又指定他学习法律。卡夫卡后来成为一家保险公司的普通雇员。法律条款和繁文缛节构成他每天生活的内容。他的文学创作也常常与裁决和打官司有关，表现个人面对无人能懂的“法律”时的那种绝望：“被遗弃的我们就象在林子里迷路的孩子。要是你站在我的面前，看着我，你怎么知道我内心的痛苦，而我又怎么知道你的痛苦？要是我扑倒在你的面前，一边哭泣，一边诉说，你对我的了解又怎么会多于对别人所讲的那个又热又可怕的地狱的了解？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人类在彼此相对时，就应该象在地狱的入口前那样，充满敬畏、深思和爱意。”

“弗朗茨.卡夫卡在布拉格”－捷克发行的一个电脑光盘以此为名。光盘上可以听到以综合音乐为陪衬的卡夫卡作品，追踪了解他的生平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天：80年前，1924年6月3日，年仅40岁的卡夫卡在一家肺结核疗养院与世长辞。去世时，他的那些成为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经典的作品如“审判”、“美洲”和“城堡”还没有出版。

卡夫卡的作品的主题是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卡夫卡在自己的家乡被嘲弄、被禁止，被贬低。纳粹占领者称他的作品是犹太人变态艺术的产物；共产党人认为他的著作代表着颓废和资产阶级。直到60年代中叶，日尔曼语言文学专家戈尔德施蒂克才得以在捷克斯洛伐克组织起第一个卡夫卡学术讨论会。按照戈尔德施蒂克的看法，研究卡夫卡文学世界有助于克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条。这位卡夫卡专家说道：“我们是想表明，官方的定义，与文学和艺术有关的文化政策上的定义，都不适用。我们是想指出，这些定义是落后的，应当加以消除。”

随着1989年的政治巨变，意识形态的藩篱消失了。但是，卡夫卡回到布拉格的速度依然缓慢。直到几年前，布拉格才有了第一个卡夫卡广场。在他出生的那所房子前的一个街口被冠以他的名字。数月前，在布拉格当年的犹太区竖起了一座卡夫卡雕像。资助该雕像的是一家商业型电视台的创办者热莱兹尼。对他而言，该雕像所在地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他说：“这是一个充满张力和影响的精神场所。我喜欢这个地方首先是因为，在天主教堂一侧安装了探照灯，它们照亮了对面的犹太教堂；而犹太教堂一侧安装的探照灯也照亮了天主教堂。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能反映布拉格特殊气氛的特殊场所。”

卡夫卡雕像尤其成了游人们，－其中也包括那些身穿卡夫卡T恤衫的观光客们所喜爱的拍照背景。而对捷克人而言，卡夫卡依然还是陌生客。卡夫卡的译者切尔马克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只是曾禁止卡夫卡著作的共产党人：“错误在于，我们捷克人没有能够理解卡夫卡。可惜，还在30年代，捷克日尔曼语言文学界就没有能力对卡夫卡表达自己的见解。卡夫卡被认为是某种难以理解的东西。我们现在的机会是，将捷克在有关卡夫卡生平和著作研究方面的成果公诸于世。而捷克在这方面的成果要远高于人们迄今所想象的。”

几年来，捷克报刊不断出现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指出，用德语写作的卡夫卡也懂捷克语。这一点被作为惊人发现而受到欢呼。

卡夫卡逝世80周年之际，布拉格举行为期4周的纪念活动，旨在加深对卡夫卡的认识并激发起人们对这位被长期精神流放的布拉格之子的兴趣。许多人的感受也许会与设计了卡夫卡塑像的雕塑家罗纳一样：“阅读卡夫卡是一种特殊的享受。卡夫卡涉及的是怎样的题材？都是生活里的琐碎！但是，他把它们分解开来，让它们进入超越任何一种认知范畴的境界。真令人难以置信。他的作品似乎不是由人写出，而是出自火星的生物或某种昆虫的笔下。”

如果说，卡夫卡的世界超跃了认知范畴，但，这并不表示，卡夫卡将永远不会被这个世界所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