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那场流血事件，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完全能够避免！" 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汉学家余凯思教授(Klaus Mühlhahn)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斩钉截铁地说道。他指出，当时中共高层内部有赵紫阳这样的主张与学生对话、让步的人物，而在示威学生一边，也有许多人主张通过协商来解决分歧。"然而，学生中有一部分人非常极端地想要牺牲自己。在政府一边，也是强硬派占到了上风。总体而言，双方都有着许多次达成让步与妥协的机会，但是双方最终都是极端派胜出，酿成了这场悲剧。"
具有中国官方背景的《环球时报》，其主编胡锡进当年也是在天安门广场上要求改革、呼唤民主的示威学生一员。他在5月28日通过其推特账号刊文称："周围经历了六四的人，今天回头看，理性上大多觉得当时我们做过头了。认为知识分子当时有些幼稚、冲动，政府缺少处理经验，党内又出现严重分歧，导致了局势的失控。"
赵紫阳1989年5月19日前往天安门广场与学生见面。站在他身旁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图像来源: AFP/Getty Images德国汉学家余凯思也进一步指出："今天，我们可以从许多文献纪录中了解到当时学生团体内部的情况。他们中的'殉道派'想要通过流血和牺牲来唤起公众的注意。而另一边，政权里的强硬派则认为，当局已经做出了包括史无前例的与学生对话这样的让步，因此不能再继续示弱了，否则就会面临危险。"
镇压国家分裂？六四促成剧变？
然而，在如何评价六四事件的历史意义之问题上，作为中立第三者身份的余凯思，与中共体制内媒体旗手人物胡锡进的观点截然不同。余凯思在采访中说："我们必须考虑当时的国际形势，尤其是东欧的局势。北京当局于是就认为，政权有被颠覆的危险。而学生则觉得，国际形势是在为他们助威，因此不断地提出新的诉求。1989年的春天，东欧地区其实已经有不少抗议活动发生。而到了1989年的夏天，北京的流血惨案，则对东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安门的血腥镇压，象徵着共产党政权最黑暗的一面，从而激励东欧的民众以更坚定团结的姿态走上街头示威、推动变革。"
余凯思指出，1989年东德示威最高潮时，执政党内以及社会上也有相关的讨论，大致就是指责当权者："几个月前你们没有反对中国政府的血腥镇压，所以你们也敢在东柏林进行暴力镇压。所以我们(民众)不信任你们当权者是在真心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余凯思认为，天安门广场上的流血，对东欧剧变的不流血，有着相当巨大的贡献。"因为当时的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被普遍怀疑会采用暴力，所以他们明白绝对不能采取'北京路线'。另一方面，民众对他们的信任也因为北京的流血事件而丧失殆尽。"
胡锡进则认为，广场上的时光固然是今天依然会"让人心头一热"的青春记忆，但是"邓小平控制了局面、没让中国走上很可能已经把国家搞分裂的道路"值得肯定和庆幸。他在推特上写道："理性上，大家又都觉得安定团结是对的，六四像颜色革命，错了。……只要改革开放被认定是一个伟大的时代，那场对抗就会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分岔。"
值得注意的是，胡锡进的这篇回忆文字，仅仅刊发在中国大陆网民无法正常访问的推特网站上。
中国独立政治学者吴强则反对胡锡进的"镇压制止分裂"之看法。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从历史上看，对人民的镇压、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对非暴力学生抗议运动的镇压，还动用了几十万的军队，这种血腥手段，在全世界都是空前绝后的，这是现代人类文明史上的耻辱。"他认为，制止国家分裂不过是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而已"，事实上，镇压当局"更担心政党内部的分裂、担心执政党的解体，后来在苏东剧变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政党崩溃的结果。"
吴强认为，这正是中共当局至今仍然拒绝平反六四事件的主要动机，"所以统治精英阶级的主体，仍然认为当初的镇压决定是正确的。这可以说是当前统治集团的心理。而胡锡进恰如其分地将其表达了出来。"
六四流血事件过去三十多年后，中国当局仍然试图抹杀一切有关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记忆。但是，美联社摄影师威德内尔(Jeff Widener) 等记者还是成功地留下了一些历史画面。
图像来源: Jeff Widener/AP天安门晨曦下，抗议者用塑料泡沫和石膏材质在金属支架上树立起一座高约10米的民主女神像，女神所处位置正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在6月4日清晨，士兵动用坦克和武装车辆推倒了这座塑像。
在中国政府六四镇压之前，局势已经趋于紧张，但市民们经常会向士兵和警察送东西。有时候，入城部队会与示威者一起高唱爱国歌曲。图中这位女警在天安门广场上引吭高歌，而几天之后，军队进驻，民主运动遭到武力镇压。
1989年6月3日，六四镇压一天之前，人民大会堂附近，一位妇女被夹在了民主派示威者和军队中间。当天午夜，第38军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最终夺取了被示威者占领数周的天安门广场。
镇压之前一天，数千名示威者围绕在一辆公共汽车周围，一张摆在车顶的桌子上摆放着缴获的武器。在政府宣布戒严之后，士兵和示威民众之间曾一度关系微妙。示威者有时向士兵送上礼物慰问，而部队也曾暂时退却。
6月3日深夜，一辆装甲运兵车刚刚冲破了示威者搭建的路障，便在人民大会党门前被示威者团团围住。与此同时，不远处的戒严部队士兵正在准备对示威者开火。
6月3日晚间，示威者在天安门长安街上点火焚烧一辆装甲运兵车。这是摄影师威德内尔（Jeff Widener）当晚拍摄的最后一幅照片，此后不久他便被示威者掷出的砖头意外击中。虽然遭受剧烈脑震荡，但由于手中相机的外壳抵消了大部分冲击力，威德内尔逃过一劫，没有生命危险。
6月4日，学生领导的民主运动遭血腥镇压之后第一天，一辆装载着士兵的卡车在北京宾馆门前的长安街上巡逻。当天，一辆类似卡车上的士兵向北京宾馆大堂内站立的旅游者开枪。
6月4日，一个拿着购物袋的孤身男子站在长安街的正中间，试图阻挡坦克编队的去路。二十五年之后，此人的最终命运依然不为人所知。这一场景成为了天安门民主运动最具象征意义的图像之一。
6月5日，一群民众在长安街上展示一张据称摄于当地一处太平间的图片，画面上的死者据称都是38军士兵在抢占天安门广场过程中枪杀的示威者。死者身上巨大的创口显示士兵动用了达姆弹。大赦国际组织认为，至少300名平民被杀。
军队镇压民主运动后，两位妇女正在打扫广场，她们身后是一辆已经被烧毁的公共汽车。抗议运动中多辆汽车和军车被烧毁，一些士兵因此身亡或受伤。
1989年5月下旬，美联社摄影记者威德内尔（左）和华人摄影师刘香成在紫禁城前留影纪念。当时可能他们都没有想到，几天之后中国政府便动用武力镇压了天安门民主运动。
六四的得与失
与余凯思相似，吴强也认为，1989年中国的学生运动，直接点燃了东欧剧变，导致整个苏东共产主义集团的崩溃，"从这层意义上而言，89学生运动有着伟大的价值和贡献。"而对于中国本身而言，这场运动其实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短短3年之后，即冷战结束之后，作为拍板镇压者的邓小平，也是最早意识到这样一种极权国家体系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亲手通过市场经济改革，至少是部分埋葬了他亲手打造的一套极权主义体系，并转向成为了威权主义政权。这也是89年学生运动的另外一个历史价值。对于中国人民今天所享受到的有限市场经济、有限的自由、有限的财富，89学生运动其实有着巨大的历史贡献。可以说，中国人民今天所享受到的一定程度上的幸福，全赖89年学生运动所赐。只不过许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而是被92年之后去政治化的中国社会以及中共的遗忘策略所模糊了。"
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余凯思教授图像来源: FU Berlin/Bernd Wannenmacher 而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余凯思看来，六四事件留给中国的，更多的还是遗憾，而非贡献。"六四事件的悲剧性，不仅仅体现在天安门广场上消逝的生命。对于中国而言，它丧失了和平政治转型的机遇。由于天安门的流血，中国政治改革的选项被锁死了几十年，直到今天。并不是说要让中国向东欧国家那样彻底改朝换代，而是说改革的机遇错失了，甚至说由于流血事件，政治改革本身也成了禁忌话题，无法进行公开且广泛的讨论。政治改革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无解，也许今后还将继续无解。这是中国为六四事件付出的巨大代价。"
《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的作者封从德从一个组织者的角度，记录八九学运学生每天的行动以及所遇所感。目前的他被禁止入境中国，连去香港也不可能。以下图片均取自《六四日记》的插图。
图像来源: 64memo1989年5月10日，北大学生柴岭（中）在人民日报社的大门前带领学生喊口号，抗议“四二六”社论。《人民日报》于1989年4月26日在发表社论，指责之前全国各地学生因悼念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而举行的学生游行活动，并将其定性为动乱。
1989年5月13日，王丹、马少方、吾尔开希（由左至右）等绝食发起人带领绝食队伍进入天安门广场。接近一千名学生自愿参加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对话,要求政府肯定学生行动是爱国运动、推翻“四二六”社论。他们向全国发出绝食书,将民主运动推上高峰。
1989年5月19日凌晨,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的陪同下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他说: "我们来晚了..."
1989年5月20日,70多辆联通式公交车停在天安门广场北部,为绝食同学避雨之需。
1989年5月20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鹏颁布《戒严令》：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图为直升飞机在天安门广场上盘旋，撒下宣布戒严的传单。
1989年5月20日，戒严后，数百辆摩托组成的“飞虎队”风驰电掣地在长安街上行驶，为民主运动传递信息，其成员多为个体户和待业青年。
1989年5月21日，绝食团指挥部“批准”该团副总指挥李禄与其女友赵敏结婚，并在广场上举行隆重的婚礼。
1989年5月23日，三名不明身份的年轻人把水彩颜料装在空鸡蛋壳里，扔到毛泽东画像上，当场被市民和学生抓住.。图中巨幅毛像遭泼污后被盖住,城楼下打出横幅“这不是人民/学生干的”。
1989年5月27日，绝食指挥部的柴玲、吾尔开希和王丹(从左至右)在记者会上宣布5月30日撤出广场。
1989年5月29日，从香港运来的帐篷架设在纪念碑和纪念堂之间的空地上，每顶约有五平米.。此外，当时的香港支援大陆民运物资联络站还向学生提供面包,卫生用品和药物等。
6月1日，保卫广场指挥部召开临时记者会，柴玲讲述，凌晨4时左右，她和封从德正在广场帐篷入睡，有人冲进来绑架。李禄等人闻讯赶来，她与封才获救。图中，封和柴正在演示被绑架的情景。
1989年6月2日，青年学者刘晓波、高新、周舵和台湾歌星侯德健“四君子”来到广场大学生中间，宣布展开72小时绝食。吸引大量民众到广场。
1989年6月3日，学生和民众收集了一批军人遗弃的军鞋、钢盔、菜刀、匕首，并将其交给公安局。在6月2日和6月3日的晚间，中共的大量戒严部队便装徒步，集结在市内的人民大会堂，地铁车站，各个军事和政府机关的大院内。广大学生和市民在北京交通要道设置路障，围堵劝说前来戒严的官兵。
1989年6月4日，凌晨6点20分，坦克扬长而去，烟雾弥漫。从6月3日深夜起至次日凌晨，荷枪实弹的军队在各地段与没有武装的学生与市民激烈冲突。北京城彻夜枪声不断，血流遍地。
1989年6月4日，学生领袖熊炎当天愤然宣布退党,并号召"丢下幻想，准备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