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占中案裁决暂且尘埃麈埃落定，75岁的朱耀明（朱牧）毋须受牢狱之苦，但他没有停下来，探望正在休养的陈淑庄、支援狱中的戴耀廷和陈健民。没有其馀占中两子在旁，朱牧成了采访焦点，谈的不单是占中案，还有六四事件三十周年。采访当天，朱牧接受《德国之声》访问，畅谈近三小时，细诉当年参与“黄雀行动”的种种。

有人说，营救行动取名为“黄雀”，源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过其实另有寓意。在朱牧的教会办公室内，挂上一幅司徒华的赠画，写上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当中的“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道出了意思。“他当年送给我时，最主要讲到雀鸟被困，最终逃离罗网，所以就得飞飞，似乎跟行动名字贴近。”

八九六四后，北京政府通缉一众学生领袖及民运人士，包括时任支联会主席司徒华、艺人岑建勋、商人陈达钲在内等人，展开营救行动，分成四条地下通道，接收从内地逃亡至香港的民运人士，再想尽办法把他们送到外国。

当年是香港基督徒爱国民主运动成员的朱耀明坦言，“黄雀行动”之初，即协助民运人士透过地下通道来港，他没有参与。直至当年六月底，在司徒华呼吁下才加入行动，主力协助济留在港民运人士生活，更加与港英政府及各国领事谈判，商议民运人士的去向。

法国先开大门 美加澳再跟随

朱牧忆述，法国是最早打开大门的国家。“我跟政府谈判，了解到法国领事馆愿意接收他们，大门一开，地下通道就开通，只要救到他们来港，法国领事就可以接收他们，发出签证，隔日就可离港，快速处理。”当年的功臣包括时任法国驻港副总领事梦飞龙。“三十年后我再问他，当时你为何那么勇，可以发签证让他们走，你有没有问过上级，他回应一句令我很诧异，他说‘如果一个人尿急会找谁，要救一个人的生命，你会问谁？那应该即时救他吧。’可以想像到，法国人对生命的珍惜和爱护。”

随时间过去，逃难南下的民运人士渐增，朱牧再与港英政府商讨对策，令他们由非法入境者变成合法暂居。“当时我跟副政治顾问谈判了四、五天取得协议，所有人来港我送他们到人民入境事务处，经过筛选问话，证明他们是就给予行街纸，让他们三个月居留。与此同时，我们将名单分给各领事馆，希望收容民运人士。”

当时，法国已接收近七十人，开始感到吃力。朱牧于是到美国领事馆游说，甚至委托他人到美国国务院，结果到当年十月，美国正式接收第一批民运人士，从此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大门都打开了，民运人士分别透过难民身分、以学生签证升学进修，或在律师楼签署身分声明离港。而朱牧亦在欧美各大城市组织团体作为接应，协助民运人士在当地生活。

行动长达八年 营救四百多人

可以顺利离开的人们固然安乐，但不少民运人士济留在港，有人长达三、四年。朱牧称，高峰时要安排七、八间安全屋，也要为他们进行情绪辅导。“有些未走到的人会不开心，问自己为何不可，又试过深夜接到他们来电，说大厦门外有公安，其实那些是屋苑的保安，何来会有公安呢？所以要找辅导员协助。”

“黄雀行动”由八九六四后直至九七回归前，营救了四百多人。香港回归前一年，仍然有数十人济留，形势之急，使得港英政府透过外交力量出手。“港英政府九七年五月回信给我，表明要走的人要在七月前走，愿意走都可安排离开，最后数十人去了荷兰、北欧。当然有部分人懂广东话，觉得香港适合自己就留下来，如今都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了。”

参与营救行动者 沦为流亡分子

“没有港英政府、没有法国，黄雀行动不会做到。”这句话，朱牧多番强调。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送走民运人士，自己也身陷险境。“当年中英联合小组讨论时，都有提出疑问，内地来港的民运人士有没有居留权，同一时间又有人问刘兆佳（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等人，参与黄雀行动的人又如何，就说那他们要自己想想吧，他们应该离开。”

朱牧坦言即使当时有国家给他护照，他都无意离港。但在九六年底，政治顾问都认为他离开比较安全，朱牧才向教会申请休假一年，确保所有民运人士可以离港，才于九七年六月中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人，研究人权及宗教自由。

离乡赴美深造，与家人暂别，并不是朱牧所想，更令他有流亡的感觉，情绪低落，靠每天到教会祷告作心灵治疗，“其实要面对文化冲击是很难适应，好像我当时日日吃pizza、饮咖啡很难过，所以也试过发泄，走到唐人街吃了整条白鳝。所以我从头到尾都不会批评民运人士，我们营救他们，从没要求他们做伟大的事，只要他们开心、有工作就可。”

出走欧美 寻访三十年前的无名英雄

三十年来，朱牧不忘一众故人。十年前，他发起“回家运动”，希望北京当局准许民运人士回乡、探望家人。十年过去，部分民运人士年事已高，安顿好在国外生活，回家的冲动，再没那么强烈。而当时占中案在身的朱牧怕被判监，未必见证到六四三十周年烛光晚会，于是过去两年走访美国、加拿大、英国及法国多个城市，探访二十多名当年营救的民运人士，摄录成纪录片。“我年纪大了，还有多少个三十年？我希望再见一些我挂心的人，到他们家中吃饭，了解他们家中生活情况，所以完全是友情访问 。”

这趟旅程，有喜闻。“项小吉可说是他们当中最稳定的家庭，当年哥伦比亚大学取录了他，如今成为律师，我很开心见到他。还有苏晓康，他经历苦难很大，90年送他到巴黎，之后去了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访问学人，翌年太太与儿子到美国，但却遇上车祸，太太半身不遂，多年来苏晓康花尽精神照顾她。今次到他家，见到他太太自理能力强，苏晓康走出痛苦阴霾，儿子又成了医生，我很开心。”

再见老朋友，也有悲。“温哥华支联会主席周盛康，他不是逃难出来，而是一直在当地协助我们。我们预备行程时已知他患有癌症病重，这个三十年的伙伴，走到人生终结，我真想再见他一面，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重要得过这份友情。我们行程第一站，一下飞机直接去医院，天天都探望，不久后他安息了，对我来说总算是无憾。”

无数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多年间不曾在文字或萤幕出现，但原来寂寂无名的英雄，一直隐藏在这四百多名“黄雀”之中。“今次我指定要探一个人，大家都以为当年柴玲是自己走下来，其实是有一个人陪她，我们多年来都把他叫作阿洪。”朱牧透露，这位阿洪并不是民运人士，只是在广东的一个接应人，用船接载柴玲和封从德偷渡，去到香港后因为怕二人被认出，于是陪他们上岸直至到安全的地方，结果也成为流亡的一分子。“他不是在镁光灯下，没有人会记得他。他头半日子在法国很痛苦，他要读法文，很不容易，幸好遇到一些很好的法国人，有一个老人家带他到农场帮忙，后来有个香港教书十七年的修女帮他，所以是他的教母，教他法文、帮他生活，如今他已安顿、有家庭有工作，很开心。”

有生之年 还得平反六四？

回望三十年前到北京支援学生，见证天安门广场气氛转趋紧张，军队入城包围，六月二日，朱牧临回港前，还叮嘱当时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整个民主运动，基本上已成功将所有华人的爱国心凝聚，希望成为民主强盛国家，但清场是迟早的事，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往后发生的历史，成为不能磨灭的记忆。

平反六四，还待多久？朱耀明认为，要寄望的不是一个时间，而是每个人去装备自己、改变社会。“马丁路德金讲得很清楚，自由，统治者不会白白给你，我们需要抗争、牺牲、受苦，才会得到的，所以希望在于奋斗和抗争的人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