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一开始，作者写了他在北京与流动小贩等社会边缘人员接触：

“这些社会边缘人员实际上早已成了中国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与他们接触一下就可看出中国社会的矛盾，中国及其人民就生活在这样的矛盾之中。这些边缘人员有所作为或无所作为、他们所作所为的内容、他们的存在以及他们的边缘地位都从人类社会角度上反映了中国所处的大劈叉形势：一面是‘新中国’创始人的社会主义遗训，另一面是邓小平面向市场经济的开放政策。看来，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遥远。用经济学的话说：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高。”

文章接着谈到今年春季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订版，认为宪法的共产主义外表已明显退居次要地位。文章写道：

“宪法最重要的更新是把国家保护私有财产及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为了给去年退下的党和国家首脑江泽民一点甜头，他的‘三个代表’理论收进了宪法总纲。根据这个理论，共产党不仅代表工人农民，也代表企业主阶级。对这一步，甚至官方人士和知识分子也发表了并非没有嘲讽的评论。谁要认为，中国的精英会死抱着一种僵硬不变的想法不放，那就错了。中国人普遍讲究现实和实用，能把客观存在的不协调搁置一边。此外，他们独特的幽默感和与生俱来的个人主义使他们能够接受由上头强加的现实生活。”

文章最后写的是作者在湖南韶山的见闻：博物馆内介绍的是毛泽东的一生，但回避了1949年以后的历史。博物馆外是摊贩在出售从毛泽东塑像到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录像带等各种纪念品，文章问道：

“毛泽东的遗训真正还能保留多少呢？与1971年出土、具有两千多年历史、世界考古界著名的湖南马王堆木乃伊相比，毛的遗体还很年轻。然而，不断强调毛的不朽业绩是否能使其理论适应现代要求，这就不是一个遗体防腐的专业问题、而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