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媒体披露，由三国学者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的想法源于2002年的南京”亚太和平论坛”对2001年日本右翼教科书的反应，经过两年多的“争吵”般的讨论和多次修改，才最终形成了约20万字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并于2005年6月初在三国分别出版。此时此书的问世，对相互关系日益复杂化的东亚三国社会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起码代表了三国之间某种程度上的历史共识。

然而，细观全书，这一共识却是分裂的。虽然沿着共同的历史发展顺序、围绕民族主义和战争的线索展开，三国人民各自的苦难和斗争却仿佛是分裂的，更缺乏能够“面向未来”的新史观，很难想像此书将会对“共同建设和平与友好的东亚新格局”有多大真正的贡献。

作为第一本三国学者共同编撰的教科书，据中方参与者步平的介绍，其最大特色在于采用了三国平行编年的体例，从体例上最大程度地减少各国学者间的意见分歧，奠定了本书看似不可能任务的完成。但成功之处却也是失败之处，一个本意在消弥相互矛盾和歧见的设计，反而割裂了三国历史间的关联和互动。

以20世纪初三国的社会民主运动为例，除了日本对韩国的占领和压迫以及“二十一条”之外，读者只能看到三国平行却似乎不相关的社会变动，大多有日本留学经历的中国共和主义革命者发起的民族革命和知识分子所发起“五四运动”――他们背后从日本民主运动、包括日本共产主义运动汲取的思想资源、以及与韩国稍早的“3.1”运动间的相互影响等等，都被忽略了。对中国参与者来说，这类联系几乎属于“闻所未闻”。

类似的社会、文化和思想的割裂几乎存在于所有篇章中，三国的共同历史仅仅剩下了战争和赎罪，不仅战争爆发的原因被简短带过，真正影响战争的文化、社会与思想的联系也因为编撰者意识形态的偏见而被遮蔽了。仅仅从各国人民的受害事实出发，对读者特别是教科书所服务的中学生群体来说，怎能建立起新的历史观、真正理解东亚三国共同的历史，摒弃日本右翼教科书所贯穿的“日本解放东亚殖民论”的错误呢？

这种分裂可以归咎于全书解释东亚三国共同历史的新史观的缺位。虽然三国学者都程度不同地受马克思主义史观影响，这本来是他们能够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的另一前提条件，但是，马克思主义史观所强调的社会革命、阶级分析、帝国主义论、世界体系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等等诸多视角并未反映在教科书中，对日本侵略的批判也因此仅仅停留在日本对中韩等国经济与文化的压迫和战争罪行上。对于战前、战后三国发展的民主线索更讳莫如深，没有反映对中韩两国产生严重影响的“二二八事件”、“光州惨案”、“文化大革命”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的“天安门事件”与韩国的民主化。

正是这些并非很久以前发生的民主运动深刻影响了三国人民今天对民族国家的内部认同以及相互的历史认知，即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就是当代史”的历史哲学。而且，在东亚格局的现实层面上，除了共同文化背景和经济交流之外，民主运动和发展是在战争之外另一条联结东亚三国乃至世界历史的纽带，曾经在东亚三国近代史风起云涌的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也不过是其中的一条辅线，因而可能是未来唯一能够超越民族主义、认知差异、重构东亚政治的共同基础。比如拟议中的东亚共同体，若失去民主的维度，如此的未来共同体又怎能与日本发动的“为东亚共荣”的罪恶“圣战”相区别呢？

当然，尽管这首本东亚三国学者共同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因为中国主编者的史观缺陷和对现实政治的认知偏差，远远不能胜任“面向历史”的使命，却也非全无是处。此书时时将东亚历史特别是战后历史与欧洲模式相对照，特别是战后欧洲的战争反省、赔偿以及欧盟的建立，对读者增进了解世界、了解东亚历史的世界意义和未来有相当助益。

(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