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一步讲，“庇护”是德国出于人道关怀赋予人的一种权利，拿这一签证也是一种的个人选择，是件光明正大的事情。如果说它是“血卡”，那应该理解为六四事件中流的血至少没有白流，它至少给了一些同胞一种选择自己的想要的生活的权利和利益，六四死难同胞如果在天有灵，也会感到欣慰的。认为拿了六四“血卡”就在道德上可疑，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思维方式。

德国之声中文网除了时政，还有社会，经济，文化等内容，时政内容中也不仅仅是中国时政，还有对德国和欧盟政治时事有详尽的报道。在中国时事报道上，我们能做的更多的和更好的是把德语媒体的声音传达给中文读者，这里面有事实报道，也有观点评论。事实报道的意义在于中国大陆新闻尚不自由，德国之声的报道一方面为大陆中文读者提供了了解自己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一种渠道，另一方面也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是不同的视角。这种“曲线知国”的信息获取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无奈和悲哀，我们这些中文编辑非常知道自己远离事件源这一致命局限，因此在报道中国时事时态度是非常谨慎的。同样也是因为远离事件源，我们在选题时也只能有所取舍，例如杨利伟太空兜风一事，国内媒体实况跟踪，隆重报道，所以我们不会去抢第一时间去报道，因为那不是我们的强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这件事不重要，我们能做的更有意义的是请德国的同行或者专家发表一下“不在此山中”的看法。

“日月同辉”批评在报道上我们厚教皇而薄反日，而我能给予的解释是：因为教皇去世国内媒体并不很重视，而教皇是一位重要的世界性人物，德国之声离事件源很近，资讯来源上能弥补国媒体的空白，对于对教皇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我们这里得到他想要的信息(包括教皇的“错误”)。对于反日的报道与评论，我认为德国之声的报道在数量上至少比国内的大报和门户网站的报道更多，有时是更及时；报道的视角也更丰富，里面不但有蒂滕这样的持难以让中国人认同的观点的德国专家，还有桑德施耐德这样的批评日本缺乏历史反省精神的著名德国政治学者，还有韩国学者李恩正、日本学生木子以及中国网友对蒂滕的反驳，李恩正的德文稿也同样发表了。还有，中国留德学生约定于明日(4月23日)在杜塞尔多夫市举行反日游行，我们会派记者去报道。也就是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不会坐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

实际上，引起“日月同辉”和一些网友不满的多是本网中德国记者或者是专家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和评论。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在德国工作的中国新闻人，我为中国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莫过于将别人对中国的看法转达给同胞，当然如果我的德语足够好，我还会反过来用文字让德国人更了解中国。如果你心态开放，如果你很自信，你会欢迎别人对你提出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被冤枉了就出来解释。我们不是总说自己的国家是文明古国，大国风范吗？那我们也应该表现出容纳百川的大国襟怀。

我不认为有一个所谓的扼杀中国的西方阴谋，德国总理施罗德坚决主张取消对华军售的态度就是一个对这种“阴谋理论”的反例。西方媒体(暂且笼统地这么称呼)因为扮演着形成公众舆论的角色，批评就成了一种责任。事实上，德国媒体涉及本国政治时，也大多持批评的态度。德国的“图片报”是施罗德的死敌，而科尔则与“明镜周刊”不共戴天。并不是我们有意选择那些批评中国的文章，而是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必须诚实地转达别人的批评的声音。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些对中国的观点已经客观存在于德语媒体，我们只是让中文读者知道有这样的观点存在。我们认为，读者都是有独立判断能力的，能自己判断哪些批评是中肯的，哪些是不得要领的。

我个人认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持续的、不依不饶的批评并不会遏制中国。相反，中国在经济发展、政治开放、社会开明和价值多元化上的进步与西方媒体对中国形成的价值观上的压力有着互动的关系。譬如说，去年全球3700例死刑有3400例是在中国，这一数字对比太强烈，你不能要求人家不去提出这个问题。至少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个中国人能对此有一个理直气壮的解释，人家提出来了，你至少会注意到这在中国是个大问题，不能再装作不知道。最近中国人大考虑将死刑核准权交给最高法院，说明中国对国际社会的价值观上的压力有正面的反应。本网曾刊登过一位陕西农民在公民权利被政府侵犯后寻求国外媒体声张正义的报道。这位农民认为，事情捅到国外，政府就重视了。你可以对这件事有不同的解读方式，但它反映的事实就是国外的媒体对中国政府的确形成了一种舆论压力。中国要想走向世界，成为受人尊敬的大国，你就不能再用“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话语体系和道德体系来应对来自世界的批评。

最后，鉴于“日月同辉”在论坛发言中一再提到“民主”、“国家强盛”、“民族利益”和是否“对得起父母和祖国”等问题，我简单谈一下我对这些概念和问题的理解。

“日月同辉”的一些观点是：

“今天中国能以高速发展，并已经成就了经济奇迹，这说明大陆今天的政治体制还没有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他适合大陆的今天。民主与否都只是达成政治结果的平台形式，是表面现象，不知你怎会看问题如此的肤浅。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强大，作中国人就会更加有尊严。”

“政治在本质上是一门妥协的艺术，他的核心是利益。政治体制所扮演的是一个平台的角色，在一个政治进程里面重要的不是平台的形式，而是看他能不能平衡各种利益。我们的改革政治体制的标准因此便可以说不是西方的标准，而是看我们目前的政治体制是否可以有效地平衡今天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是否适合今天中国国情才是唯一的标准。”

“那就是在从社会生活的角度讲民主实际上是自在人心的，民主是在特定的文化基础上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民主是否有效并不在乎制度，而是基建于生活在这个社会制度下的人民。”

“我的老老和老爷经历了天差地别的生活水平，生活变得异常的艰辛，受尽屈辱，未见埋怨国家和中国共产党，只是教育后人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做人，将来成为国家和社会有用之才。这也就教育了我人生世事总难料，一切要向前看。同样如果从政治的角度看，是不是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犯了错误就要不顾一切必须要这个党下台呢? 很显然不是，中国共产党在78年以后领导中国重建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不是必须的。也正是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证明了，她绝对有能力很好的领导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在中国你我也都并不能找到一个可以代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力量。”

我的观点是：中国是否具备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的条件，对此见仁见智完全，我完全同意。但是，不具备民主制度的条件并不构成否定民主理念的理由，更不能促成为拒绝去创造这一条件的借口。如果说政治是一种可能的艺术，那么中国的当政者如果真的要成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仍不失去中国文化身份的政治家，就应该在先自己衣食无忧(往好听了说这叫独善其身)的同时“兼善天下”，去努力创造实现民主体制的条件。更何况，支持民主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是天赋的人权，这是一种普世的价值，它是构成各种文化和处于各种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尚能对话的最小分母。拒绝民主体制与拒绝人的基本权利需要不同的理由。另外，从逻辑上说，GDP在高速发展，并不能证明政治体制的合理，因为你不能排除其它的政治体制安排可能会使GDP发展速度更快的可能。

对于我来说，以牺牲个人的尊严换来的国家强大没有价值。我不认为有所谓的“人民”这样一个同质共同体。民主的前提是自主的个人，自主的个人是民主的终极意义。没有个人权利的保障，民主只能是假人民的名义来摧残个体的国家机器，我想对此中国人有着直接经验。被拖欠工资的民工和包工头都是“中国人民”，但是他们生活的利益是直接对抗的，甚至包工头的利益是建立在剥夺民工利益基础上才实现的。从来就没有一种本质，政治也是如此。说平衡各种利益是政治的本质，其实也就是承认了利益优先于政治，而所谓的各种利益，其实最后都会归结到个体的利益，因为没有个人的权利，就谈不上有利益的要求。所以我们在评价一个政治体制，最终要看的是这个体制的合法性的唯一来源 － 个体公民。

“日月同辉”的祖父母辈受尽屈辱，不但“未见埋怨国家和中国共产党”，还教育他的后人“将来成为国家和社会有用之才”，“一切要向前看”。自己的做人的权利被践踏如此，还不敢或不愿对践踏者说个“不”字，这是一种可怕的奴性教育。只有知道过去，我们才知道前方在那里。同样荒唐的是，日月同辉还提出了“是不是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犯了错误就要不顾一切必须要这个党下台呢?”这样一个问题。除了对公民负责，执政本身没有别的意义。如果犯了错误还不下台，还何谈执政的责任？一个所谓的“路线错误”，可能就是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日月同辉还喜欢向别人提醒的是要“对得起自己的祖宗，是否对得起自己的民族和祖国。” 对于我来说，祖宗、民族和祖国都是实实在在的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当我的父母辛苦了一辈子却老来连基本生存权都难以保障时，我如果继续大言不惭地因为两位数的DGP增长率而称颂党的英明，那才是对不起自己的祖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