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北京农业大学举行的农村专题会议讨论了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河南省回龙村村党委书记张荣锁不再套用陈词滥调的政治“老八股”。这位46岁的健壮农民说：“农民们坐在自己的田里，却找不到人继续承包土地。集体所有制与个人土地使用权并存的制度已经不适用了。” 在场的200多名学生都竖直了耳朵。如果要是在中国人大正式的会议上，张荣锁的措辞可能要温和一些。而在门户网站腾讯网组织的为期14天的“燕山大讲堂”则以言论尺度更为开放而出名。

中共领导总是提到中国的土地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农村，农民和农业）是北京的政治口号。这一问题具体表现在什么方面， 温家宝在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简短的谈到了：扩建基础设施，医疗卫生保障和粮食安全。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17175元)与农村的（5153元）人均收入的差距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所坚持的农村政策走进了一个死胡同了吗？

安徽省白蜡园村的刘瑞莲认为，只有把调动农民积极性，中国农村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年近50的刘瑞莲说：“政府不能简单建新房，然后把农民安顿到那里去。” 在她们村里，居民对陈旧住宅进行了现代化改造。 此外，还要通过宣传介绍，解除农民对合作社的不信任感。

54岁的王金初来自湖北省白丈河村。他认为人们对于村里出现的新鲜事物感到不安也是一大问题。这位54岁的农民认为，只有强制手段，才能改变局面。“谁学不会使用厕所和垃圾桶，谁就会被排除在乡村文化活动之外。”

这三个人中，王金初更像具有带头精神的党员。中国国家媒体都对着三人进行了详细报导，因为他们积极工作，勇于创新，带领村庄脱贫致富。在这些农村人大代表们朴实和感性的陈述中，人们很明显能够感受到，他们把农民和自力更生的信念放在了第一位。王金初希望，政府能够让农村在社会保障以及垃圾处理方面，享有与城市同样的待遇。刘瑞莲则说：“我们需要一个小额信贷制度，让农民能够自己做点事，或者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公司。”

这些积极参加讨论、代表农民利益的代表向人们展示了，农村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这些底层的政治决策者谦虚的为他们具有浓重乡村口音的普通话而道歉，并为中国的高层政治人物们做出了榜样。这些朴素的观点表明，在政治活动中抓住问题的关键比接受高等教育要更为重要。中国政府总是用文化教育程度不够高来作为限制民众参政议政的理由。有人向河南省回龙村村党委书记张荣锁提问，请他设想一下未来的土地所有模式和农业结构会是怎么样时， 这个村党支书回答的同样那么谦虚，他说：“这的问题不好回答，我说了不算”。张荣锁的两只手平摊在演讲桌上，他可能宁愿让自己有一次“说了算”“两手抓”的机会。

记者：Kristin Kupfer/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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