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民德政府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于1980年4月签署了一项“限时性在民德企业内雇佣和培训越南劳工协议”。这项协议被双方推崇为“国际间团结精神”的象征，事实上，背后埋藏更深的是简单的经济原因：民德政府需要大量的外来劳动力，以保证工业生产的继续进行乃至扩大提高。外籍工人使用最多的地方是化学领域、汽车制造、纺织行业以及清洁部门。他们来自的国家除越南外，还包括古巴、安哥拉以及莫桑比克，但这支“国外军团”中，越南人占的比例最大，仅在1988年就有31.500名越南劳工远涉重洋，来到民德集体打工。

应该说，这是一项双赢的协议，虽然看上去工人外输是一条单行线，但其实越南政府从中得到很大实惠：工人工资里先是16％、后来12％的比例必须转交越南政府，用于“建设和保卫伟大的祖国”。当时越南的劳动力过剩，这样输出劳工，便减轻了国内劳工市场的压力。而且，工人在相对先进的民德还可以提高工作技能。

不仅两国政府，越南劳工对到民德集体打工的积极性也非常高。工人可以将工资最多60％的部分寄回国内。一般来说，越南工人可以连续5年往家里寄钱，个别情况下，可以延长至7年。按规定，工作年满5年后必须回国，由轮换的人员来接替。在这一点上，当年民德的政策有别于不做时间限制的前西德外籍工人政策。因此，民德政府从一开始就不需关注外籍工人融合社会的问题，也正是这个原因，越南工人从一开始就是独立于民德社会之外的一个特殊群体。

这个群体不同当地人联络，根本无法同当地人论及共存、平等与发展的话题。在越南一方，“融合”德国也是不受欢迎的：融合了德国，那不就疏远了越南，以后怎样“再融合”回越南呢？

出于这一思路，越南一方采取了相应措施，越南劳工清一色地住在自己的小区里，决没有德国邻居的骚扰。他们来德后只学一、两个月的德语，而且也是为了能在工作时应急，根本谈不上同当地人交流。许多滞留至今的越南人，虽然已在德国生活了近20年，仍不能用德语进行表达。

越南小区内都是集体宿舍，工人的行踪都在领导的监督之下，有时领导还会查夜。集体宿舍按照男女性别分配房间，每人至少有5平方米的活动空间。 对女工的限制很苛刻，不准她们怀孕生孩子，怀孕的女工便被送回越南。到1989年民德解体为止，10年间，每年有大约300名妇女因怀孕而回国。不仅怀孕，生病超过3个月，也会被取消在德的工作许可。但另一方面，工人的社会保障却是万无一失，非常完善到位。每位越南工人在合同期内不仅有固定工作，同时，儿童金、生病期间照发工资、医辽保险、工作服以及回乡探亲等社会福利都可以全部享受。合同结束，返回家乡前，每名工人可以托运最多两吨集装箱货物，其中最多5辆自行车、两辆轻型摩托车、两台缝纫机、150平方米的布料。

当时，民德物资紧缺，到处都是卖方市场。民德公民看到越南劳工如此将大宗货物打箱托运，很是眼红。他们说，越南劳工哪里来这么多钱，还不是他们得到了西马克，然后在黑市上倒手换成东马克！民德媒体甚至也在为这股民情推波助澜，说越南劳工对民德物资紧缺至少负有部分责任。

时间在推移。到了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夕，民德91.000名外籍劳工中大约还有60.000人是越南人，他们中男性占了70％。在当时所有外族群体中，苏联军队包括家属共有35万人，接下来便是越南人，占第三位的是波兰人，52.000人。1990年6月，最后一届民德政府经过协商，宣布劳工协议圆满结束，但允许越南劳工在合同结束前保留居留民德的权利。自愿提前结束合同者，可以享受3000东马克的一次性补贴。返乡机票和劳工补偿均由各自企业负责。

东西德统一后，滞留德国的越南劳工先是被允许有期限地居留，后来，许多人申请政治避难，但几乎无例外地遭到拒绝。他们没有被强行遣送返乡，而是出于人道原因获得了事实上的难民身份，因为假如他们回到越南，不能排除因“叛逃”罪而受到迫害的可能。

1993年又一条新规定出台，越南劳工如果满足某些条件，便可以居留德国。这些条件中有一条是要有足够的资产或收入，可以养活自己及全家。东西德统一后，60％至70％的越南劳工失掉了工作，他们到哪些再去找一份工作呢？为了满足居留条件，不少人便自己开业，做起了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