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政府的决定得到联邦宪法法院的支持。位于卡尔斯鲁厄的宪法法院院长在判决中特别强调了联邦政府在外交事务中不受限制的行动能力，及其在国际事务中受到的广泛信任。自民党与联邦政府在内政问题上分庭抗礼的努力由此失败。

自民党称，在土耳其上空执行预警侦察任务的联邦军士兵需要得到“法律保障”。事实上，自民党的意图还不止于此。假如自民党向联邦议院提交相关议案，它一定会得到两个反对党议会党团早已许诺的支持，从而在议会中获得相当多数，这一点从来不存在疑问。自民党此举的目的在于看看社民党和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是否能获得联盟内部的多数支持。因为近期执政联盟阵营内部传来的某些声音确实有理由令人对此产生怀疑。果真如此，联邦总理和外长在政治上受到的损伤将无法估量，而红绿联盟的团结也将受到损害。

这种显而易见的意图恰恰可能损害联邦宪法法院所强调的“联邦政府在外交事务中不受限制的行动能力”。这一原则当然无法也不应成为联邦政府处理外交事务时可以随意填写的空白支票。恰恰是在遇到联邦军海外出兵这样的问题时，急需制订一部限定政府及议会权限的出兵法。

诚然，伊拉克战争、联邦政府反战的态度以及受到影响的德美关系都需要柏林运用杂技演员走钢丝般的技巧。同时很明显，外交与内政从来就不能分割。恰恰是在民主国家内部，内政与外交的相互依存是不容忽视的。政治学大学生在第一学期就会学到，外交政策从本质上来说是内政的功能之一。

即使联邦政府按照大多数民众的意愿拒绝伊拉克战争，从理智上来说它仍然有义务与美国修好，而非重重地关上双边关系的大门。正因如此，政府成员有意回避对伊拉克战争是否符合国际法进行表态。也正因如此，从空中预警机以及驻扎在科威特的狐式侦察坦克上撤回联邦军士兵会在不久的将来引起政治麻烦。美国将会把此举视为美德关系额外的矛盾。

联邦政府的外交政策行动能力必须给务实留有空间。只要它尚未成为主导原则，只要它还处在反战的正确抉择涵盖之下，并且必须得到议会的多数批准，批评性的公众舆论就仍能接受它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