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不稳定因素

这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在一党制国家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生无产阶级办起了自己的代表处。代表处的负责人叫马扬。他那双粗糙的手表明，他不是党员干部。不久前，他自己还是北京130万民工中的一员，他们来自地方各省，以临时工身份挣钱，没有工作合同，没有意外事故保险及医疗保险。在全国范围，目前有2亿民工，构成这一经济奇迹国面临的最大社会炸药。

每天都有愤怒的男女来到马的办公室，对灾难性的工作条件和频繁得吓人的工伤事故提出指责。他们的愤怒情绪何时会导致反抗？马扬的口号是“团结起来力量大”。几年前，他的这一态度有可能使他坐班房。数十年来，以独立于政府的方式对劳工的利益提出诉求的任何一种企图都受到共产党的严厉打压。而现在，马扬的办事处不仅被允许存在，而且还能发展。他的机构计划在天津、上海、广州和深圳开设办公室。尽管马扬他们每天都受到不公平对待，他仍充满信心。

政策转型

马扬他们享受到的自由是经济政策转型的结果。自1949年建政至1979年邓小平实施经济改革，中国是纯粹的计划经济。从1979以来，几乎所有的改革都以市场经济为准绳。而现在，农民问题和社会政策开始成为关注的重点。中国决心以自己的方式束缚资本主义。所以，才会出现党的新口号－“和谐社会”。马的小鸟可以飞出去了，党打开了鸟笼。

担心两极分化

党和国家领导人胡景涛和政府总理温家宝认识到，市场经济造成社会出现两极分化。20年前，中国普遍贫穷，但相对公正，收入分配甚至比斯堪的纳维亚还要公平；而至世纪之交，分配不均程度已超过工业发达国家，并直追拉丁美洲。尤其是城乡之间的鸿沟加深。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三倍。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大批农民流向城市，成为没有权利和社会保障的民工盲流。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医疗卫生事业也基本破产。去医院治疗对大多数公民来说已然成为一种奢侈。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指出，中国有8亿农民，生活条件相对贫困。一个要对这么庞大的社会群体提供支持的国家，难以向西方福利国家取经。

新左派重获发言权

汪晖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90年代以来，新左派一直呼唤进行使工农大众得到更多权利的社会民主改革，但得到的反响寥寥。多年里，汪晖属于主流之外。而现在，他又身处改革讨论的中心。按汪晖的说法，这一讨论的主题是“重新集体化”。按汪的说法，围绕国家角色的深入讨论已从大学进入中央党校以至政治局。的确，某些建议已经在新制订的法律中得到体现。

反对力量仍强大

不过，中国的新社会改革正遭遇强大的反对派。全国到处都存在经济改革最大受惠集团形成的非正式的网络。其成员是地方官员、经理和企业家。迄今，是他们瓜分了农民交纳的税款和企业的赢利，下面的农民和上面的中央政府则少有进项。汪教授说，为彻底改变这一状况，仅有中央的改革意愿是不够的，工农大众也必须积极参与这一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