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27岁的Rex与年长父母同住在香港，2月10日开始发烧，自行做快速检测初步显示新冠病毒阳性。他在同日提交唾液样本予政府检测，等了4天才获卫生署短讯回復证实确诊，不过那是政府与他的唯一一次接触。Rex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已经发病一星期，仍然未有任何政府人员联络他，告知下一步去向。

Rex向德国之声表示：“说实话等到现在，我都差不多康复了。目前政府的支援和指示不足够和不清晰，很多人也不确定哪里可以取得准确的资讯。”这段日子，Rex都在家里房间自我隔离，已经接种两剂疫苗的他，自行服用止痛药纾缓发烧和喉痛等病征。一家人要共用洗手间，他唯有每天最后一个洗澡避免传播病毒，所幸至今家人并未受感染。

今日香港新冠病例暴增，许多确诊者像Rex一样无法入院，政府处理个案的速度也远远追不上个案增速。至2月16日，有2654名新冠病人在政府的医院和隔离设施留医，另有近2000人安置在大屿山竹篙湾隔离营，社区上仍有约1.2万人等候送院。香港第五波疫情自去年十二月底开始，最初由回港的机组人员传入。短短一个半月内，传染性极高的奥密克戎（Omicron）变种病毒在香港感染超过1.6万人，已经超越前四波疫情的确诊数字总和。由于检测力饱和，预计实际感染数字更高。

多家公立医院在户外范圍放置病床和架设帐篷安置确诊病人，例如在市区的明爱医院，本来让救护车停泊的位置现在安置了至少有几十名病人。德国之声记者观察，现场不少是长者或一家大小等优先住院群组。香港近日转冷，夜晚和清晨气温只有十多度，病人在寒风中裹著暖毡等待。代表公立医院职员的工会“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陈国诚，本身也在明爱医院任职，他认为情况十分不理想。他向德国之声表示：“露天地方不是合适的治疗场地，长者日晒雨淋下身体可能转差，同事们亦未必可实时监察各人的病况。”

公共医疗系统超负荷

为了腾出更多资源应付新冠疫情，香港的公立医院已削减四至五成的非紧急服务，例如复康和陪产，医院管理局形容面臨“重大危机”。陈国诚说不少医院内的情况严峻，急症室特别恶劣，医护人手很紧张。他指：“非紧急服务的房间、走廊都用来安置新冠病人，但这些地方都没有负压设施，多多少少也有传染风险，其实不理想。”香港公立医疗系统本来已经很大负荷，陈国诚说，急症室的医护在疫情下没时间吃饭和如厕，精神都很疲累。他慨叹：“比起工作量，更折磨的是，面对这么大量病患，作为医护人员却不能提供最好的服务给他们，这是大家内心都有的痛苦和无奈。”

奥密克戎传染速度惊人，医疗设施严重供不应求，但港府至今依然以隔离和围堵为主要的应对手段。当局与地产商开会，期望以补贴形式征集7000至1万间酒店房间收容患者。另外，本週开设7间指定诊所，服务轻症和等候入院的病人。当局也设立“专属的士”车队，约300台出租车于本週末起免费接载病人往求诊。不过面对传播力愈来愈强的变种病毒，这类策略是否仍能凑效，坊间也有不同意见。
Peter是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一月底被家人传染确诊新冠肺炎，当时疫情已经爆发但每天只有数十宗新增个案。即便如此，市区医院床位已告饱和，他在确诊后三天被送往离岛北大屿山医院。Peter告诉德国之声：“我住院时一个护士照顾几间隔离病房，已经算是很好了，我知道很多医院的情况更差。”他说当时在隔离病房住了十天，同房六名病人和自己一样病情轻微，院方分发一般止痛和止咳药给他们，医生则每天简单问诊一次。

经过这次经历，Peter认为：“既然病毒传染性极高，强行隔离但不肯停止社会运作是不可能的，这样前线医护只会更加超负荷，政府应该更谨慎分配资源。”他几天前已经出院并重投工作，面对现在日益崩溃的医疗系统，他认为政府有必要大幅调整政策。“所以其实家居隔离可能更好，当这么多病人都要由救护车送院，会令资源错配。那些情况更紧急的病人，例如如孕妇和心脏病人，很可能因此错失援助。”

清零或共存？

香港现时累计录得逾3万宗新冠个案，虽然专家预计仍会不断攀升，但两年疫情至今，只有二百多人不治，数字和比例较许多国家和大城市都要低。纵使新冠病毒未被消除，全球多地都正在放宽防疫措施，寻求与病毒共存。香港和中国内地坚持“动态清零”方针，是少数依然以收紧防疫政策对抗病毒的地方，这也是香港政界的主旋律。香港民意研究所2月11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57%受访者认为“与病毒共存”更适合香港，赞成“动态清零”的仅32%。

第五波疫情爆发以来，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被多次问及会否改变策略，她承认目前的应对未如理想，但坚称无意放弃清零。她在本週重申：“在中央的全力支援、政府上下同心和市民全力配合下，我们要继续打这场抗疫战，向病毒投降并非一个选项。”她称港府正考虑推行全民检测，强制要求全港所有居民测试有否感染，现正研究实施可行性和方法。香港下週也会正式实施疫苗通行证，市民必须出示疫苗接种纪录才能进出政府和许多私人处所。

不过在民众陷于抗疫疲劳的情况下，“动态清零”还能否走下去？新冠确诊者Rex对此表示怀疑：“我不太被这个政策说服，即使我受感染，也觉得不需要清零。因为变种病毒的致命率不高，共存非大问题，香港又不能如内地般封城，盲目追求清零不太科学。坦白说，我也是抱著与病毒共存的心态过活。”他认为港府的防疫方针不但动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加剧了他们这一辈的离心。“一连串政治事件后，有些人或许抱著在香港只求生存的心态。但疫情反映了，这个政府推行那些难以理解的政策，即使你不管政治，连只想生活都很艰难。”

为了“动态清零”，香港可以付出多大代价，各方仍有争议。另一方面，香港地小人多，密集的城市环境是否可以完全套用外国的“病毒共存”模式，专家们也有不同看法。代表医护界的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陈国诚认为，当局有责任检讨现时的防疫方针是否适合香港。“如果政府很坚持动态清零，它必定有责任与所有持份者沟通和提供配套，毕竟听民意的责任在政府身上，否则受害的一定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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