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主义是航标

谢韬一文试图在不否定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共正统意识形态的前提下采取“修正主义”的方法，将“民主社会主义”变戏法地演绎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将瑞典社会民主党视为中共改革的样板。谢韬说，“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民主”，这无疑是承认他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欧洲现实存在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一回事。

实际上至少从胡锦涛接掌中共最高权力以来，“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是中共酝酿政治改革时的最重要的和最容易接受的意识形态参考，因此谢韬提倡“民主社会主义”并没有遭到官方的打压，反倒是一些地方和中央权力中心之外的左派保守学者和干部反应强烈，对谢韬试图盖上“反党”和“反社会主义”的帽子。《炎黄春秋》杂志本身并没有因为刊登谢韬和其它一些呼吁民主改革的文章(3月号刊发表的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大学教授吴敏的《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以及4月号刊载的前中宣部长陆定一之子陆德《陆定一晚年的几个反思》)而受到整顿。

值得注意的是，中组部前部长张全景以大体上合乎学术探讨规范的方式(引用原文和文本释义)“批判”了谢韬一文，而代表中共官方政治立场的“人民日报”在4月10日也十分低调地以编辑部解答读者问题的形式间接否认了“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文章同时还为再次出现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制定了一个毫不含糊的底线－“绝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只要不否定马克思主义是灯塔，社会民主主义完全可以拿来当航标，这就是目前官方允许的政治改革思路的讨论自由度。实际上目前中国大陆以内讨论政治改革和民主并不被禁止，讨论甚至可以在所谓的“体制内”学者中进行。这个体制内还不同于“党内”。在“党内”，以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如既往地属于禁区，无论是“以人为本”还是“和谐社会”，都不是从民主价值体系中推导而来的，也不会被允许从中推导出中国要搞“西方式民主”的结论。但是，这并不是说“党外”的政治改革讨论对“党内”不重要，而是恰恰相反，“党外”的讨论总是受到“党内”的密切注意。

有关中国政治改革的讨论甚至在中央党校里已经能公开进行，去年更是以“新西山会议”事件为标志，对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和价值取向在“体制内”进行了大胆的讨论。客居美国的政治学者王军涛曾在评价“新西山会议”时认为，这场讨论甚至还可以看作是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并在九十年代的“新保守主义”派与“自由主义”派的争论中找到话题与立场上的亲缘关系。

民主是好个东西，如何实现百姓说了不算

今年48岁的俞可平作为中共理论界的新生代，熟悉西方政治学理论，并有过在国外与西方社会科学学者共事的学术经验，他在隶属党校的《学习时报》上发表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是迄今为止具有官方正统身份(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笔杆子所写下的最接近西方民主理论的“民主科普”型文章。如果说党龄超过60年的谢韬的观点是对正统马列意识形态的“修正”，并没有出轨，那么俞可平的文章简直可以说是方法论上的“离经叛道”了，因为他对民主的诠释是非意识形态的，是遵守了概念精确、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 )和逻辑正确这些基本社会科学规范的。这也难怪，他提出的“增量民主(Incremental Democracy)”可以当成一个学术概念拿到美国学术讲堂上去讨论。

“增量民主”不过是渐进式民主的一个更带有唬人味道的学术话表述，它主张的是一种渐进的、稳定的、在现有政治秩序内进行制度创新的民主化，本质上说的是民主的“路径问题”，前提是已经肯定了民主作为一种“好的或者相对来说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设计”，用俞可平的话说就是“政治民主是历史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这等于是说，民主是中国最后的必然选择。但是，俞可平在肯定民主作为终极目标的同时，又将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看成是一种“制度设计”和“政治技巧”问题，重新回到了历史和文化相对主义的辩护模式，认为“一种理想的民主政治，不仅与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地缘政治、国际环境相关，而且与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人物和国民的素质、公民的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从而也就得出了“我们不照搬国外的政治模式”的中国式“政治正确”结论。由此可以看出，“增量民主”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新权威主义”或者“新保守主义”具有相同的内核。请看“新保守主义者”萧功秦的经典表述：

“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根据在于，成功的变革过程决不可以是断裂式的，变革必须在新与旧之间保持历史的连续性，而要实现这种连续性，就必须在新旧制度、规范与秩序之间，寻找某种积极的中介与杠杆，而这种杠杆与中介又必须来自于这个社会内部，换句话说，只有这个社会内部原先已经具有的东西，才能充当变革过程所必须的中介与杠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化变革过程，必须籍助于现存的各种制度资源，籍助于现存意识形态与现存权威政治形态。当然，这种制度资源必须是具有创新性的，经过改造与变革的。”(萧功秦：《从新保守主义立场看中国变革中的激进主义》，发表时间当在2001年，编者注)

俞可平对民主理解和阐述与被成为是西方式的民主本来在价值观上没有偏差，例如他说“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以及“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但是，在如何实现这一价值上，也就是说该如何走向民主上，俞可平得出的结论却是应该由政治或者是知识精英(如他本人)代人民作出选择。也就是说，通往民主的道路上，中国人民并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而且需要增量增到多少才是个尽头，俞可平也没有或者说无法给出答案。